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

     公元5世纪，中国的儒学就传到了日本。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儒家的影响在日本越来越深化，日本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用“忠”来代替。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儒学在日本古代教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儒学成为日本青年的知识教养和身份地位的重要来源。江户时代，儒学被推为官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儒教的主题不但与近世日本社会的演进息息相关，直到明治维新前后，它更影响到日本的近代化。当代日本，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儒学已不复存在，但也有许多日本人在研究儒学，并且儒学的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积淀为日本人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

据《日本书纪》和《古事记》记载，公元285年(应神天皇十六年)左右，儒家思想传入日本。5世纪初期，百济使者阿直歧来到日本，成为皇子茧道稚郎子的老师，传授汉学。经他推荐，翌年，百济博士和边吉师(后世称王仁，应是一位生活在当时朝鲜半岛的汉族移民)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等中国儒家经典也来到日本，这就是儒学传入日本的开始。513年(继体天皇七年)百济国王派遣五经博士段杨尔来到日本，并且此后以轮换的办法持续向日派遣五经博士。又据《隋书·侯国传》的记载，公元5世纪前半叶，日本皇室和贵族已接受汉字和儒家思想的影响。日本文化既不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全盘接受，而是经过与外来文明的“嫁接”，逐步形成包括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语言、艺术等内容的多元的文化体系。

“大和政权在建立中央集权的体制之后，主要是以中国儒家的‘德政’思想作为治国的指导方针的。儒家的‘政在养民’、‘农者天下之本’、‘俭约戒奢’、‘简人任能’等观念对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权力集团的政治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儒家的‘仁’、‘义’思想被视为治国、治民之道。比如天平宝字三年（759年）6月22日，淳仁天皇发布敕旨，要求各级官吏以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作为施政的标准，并明确规定了具体内容：‘滥不杀生，能矜贫苦为仁；断诸邪恶，修诸善行为义；事上尽忠，抚下有慈为礼；遍知庶事，断决是非为智；与物不妄，触事皆正为信。’关于日本奈良和平安时代中央权力集团吸纳中国儒家‘德政’思想治世的材料，在8世纪制定的‘律令’以及历史著作《古事记》、‘六国史’中有明确记载，可谓史不绝书。” 604年，圣德太子颁布了用汉文书写的《十七条宪法》。这是日本最早的成文法，内容多出自中国儒家思想，以劝善弃恶的训诫和说教为主，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压制氏姓贵族的势利，消除人民的反抗。十七条中最著名的有三条，即第一条“以和为贵”；第二条奉“佛、法、僧三宝”为“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第十七条“对重大之事情不能由一个人单独决断”。

奈良时代(710年～794年)，正值大唐的鼎盛阶段，是日本集中吸收中国文化的时期，日本学习唐朝文化，在教育上就是仿唐朝的教育制度建立了自己的贵族学校教育制度。朝廷在京城设大学寮(简称大学)，在地方的“国”设“国学”。“大学寮”的任务是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能参与国政的官吏，教学内容和教科书以儒家的经典为主。而“国学”是为地方上层人物子弟设置的，也以儒学教育为主，经学占了重要地位。到6世纪，儒家的影响越来越深化。日本把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用“忠”来代替，他们理解的“忠”更多地意味着对自己领主的忠诚乃至献出生命。

日本本土化的儒家思想，一则表现出与武士道精神培育紧密结合，强调对领主、天皇的顺从与忠诚；二则渗透到了日本传统的神道教之中，形成从小家上升到国家，强调对长者、天皇的孝顺与忠诚。日本人并非毫无选择地吸收中国儒学的，而是按照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主体需求，对儒学进行取舍的。如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所引儒家经典有《礼记》《论语》《孝经》等，却独无《孟子》，无非是由于孟子的易姓革命和暴君放伐思想，不符合日本天皇“万世一系”的国情。因此，日本当代史学家森岛通夫指出，中国的儒学与日本的儒学相比，至少有以下两个显著区别：前者以“仁”为中心，后者以“忠”为核心；前者是人道主义的，后者则是民族主义的。暂不管森岛通夫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但至少可以说明一点，这就是，被移植到日本后的儒学，已经与日本的国情与传统相结合而发生了“变形”。

在奈良、平安时代的几百年间，儒学在日本古代教育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是数以万计的日本青年在各类学校中诵读《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儒学就是他们的知识教养和身份地位的重要来源。然而“关于儒学在日本的发展与影响，大多数学者都将关注点放在江户时代的儒学方面，而对于从5世纪初期传入日本直至平安时代(794年~l192年)末期的日本儒学，均未给予足够的重视。 他们大多将其视为江户时代(1603年~1867 年)儒学的前史而略加概述。比如日本学者万羽正朋的《日本儒教论》，牧野谦次郎的《日本汉学史》，安井小太郎的《日本儒学史》等，就是这样定位的。有些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

而自7世纪至12 世纪的日本学校教育体系，实际上成为早期日本儒学的传播阵地，这样就使得儒学知识从宫廷传播到更多的官宦之家， 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平安时代前期即9世纪，可以说是日本所谓“唐风文化”的全盛期。 这个时期传播儒家文化的主要教育机构———大学寮也进入它的最盛期。儒学的流行和大学寮的兴盛，与建立和稳固中央集权体制有着直接的联系，是社会需要以及政治力量扶持的结果。9世纪后半期，由于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削弱，随之政治力量的衰落必然连带儒学的消沉，从而使儒学走向低谷。10世纪末以后，大学寮的教官开始“世袭化”，儒学进一步萎缩为少数博士学官的“家业”。从10世纪末至12世纪末的情况来看，算道博士在大学寮中是最早开始世袭化的，由小规和三善两家代代世袭。此时的儒学，已从律令时代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导思想退缩为世代相传的生活技艺。

江户时代以前，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最重要手段是宗教，而到了江户时代，人民有了非宗教的现实主义思想。因而对人民进行思想统治仅靠宗教也就不够了，还必须采取带有现实主义的思想。他们认识到能够满足统治阶级这种需要的乃是儒学，在德川幕府的推崇下,朱子学被推为官学,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当时通过采取培养完全独立于公家(贵族)和僧侣之外的大批儒者的政策，儒学得以迅速推广，占据了封建教育中的统治地位，同时也和幕府政治结合起来。13世纪初（镰仓时代中期），中国的朱子学（又称家学、理学）已传入日本。

为了获取新的思想资料，南宋以后的禅僧大多兼习理学， 来华的日本佛僧就是在这些禅院中受到新儒学的熏陶的。他们回到日本后，很快地将理学主要是朱子学带进日本。林罗山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家，对德川幕府早期成立时的各种相关制度、礼仪、规章和政策法令的制定贡献很大，他对日本儒学的推展亦功不可没。山鹿素行也是江户时代初期的儒学家，他汲取了中国儒家思想的养份，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进行了全面的阐述。根据和岛芳男在《中世的儒学》中的介绍，日本的东洋文库保存有朱熹的《中庸章句》抄本，卷末署有“正治二年三月四日，大江宗光”的识语。  据伊地知季安在《汉学纪源》中的推测，禅僧俊芿在1211年从南宋携回书籍两千余卷，其中儒学的256 卷，可能包含有宋学著作。1241年，在日本首次复刻了朱熹的《论语集注》。同年，日本禅僧园尔从南宋携回的数千卷汉籍中，即有朱熹的《大学或问》《中庸或问》《论语精义》等。有大部分学者认为，带入宋学著作，并有一定理解的，是禅僧园尔辨园。园尔于1235年到宋留学，到1241年归国。据说他带回的书中有朱熹的《论语精义》《大学或问》等著作。1257年，他为镰仓幕府执权北条时赖讲解南宋居士奎堂的著作《大明录》。《大明录》主张儒、释、道三教一致，关于儒则尊奉宋学，大多引用二程及其门人学说。园尔还著有《三教典籍目录》《三教要略》。日本学者研究德川时代，不仅幕府中央的思想领域被朱子学占领，就是地方教育也大多被朱子学者控制。由此可见，朱子学的确是江户时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藤原惺窝(1561年~1619年)是江户时代初期儒学家，是名门贵族藤原氏冷泉家的后裔。在江户初期思想界和教育界颇有名望。其弟子林罗山、松水尺五、那波活所、堀杏庵，均系著名儒学大师，被时人称为“藤门四天王”。著有《千代源草》《四书五经倭调》等书。他脱离禅门转向儒学，是日本儒学走向独立发展的象征性事件。他批评以汉唐旧注为圭桌的旧儒学，而主张宋明的新儒学。“日本新儒学自从禅宗佛学的宗教庇护下解放出来的那一刻起，便在政治上被解放它的人操纵为支持幕府政治事业的一种意识形态文化。一旦局限于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日本新儒学就成为德川制度的政治俘虏。”藤原惺窝兼容不同的儒家学派，“对于调合不同信仰的藤原惺窝来说，只要达到了为实现社会秩序和政治和平提供完善的伦理和道德准则的目标，不管新儒学是统一于程朱学派，还是统一于陆王学派，都无关紧要”。在藤原惺窝之后，继续致力于儒学独立以及道德秩序建构的是惺窝的大弟子林罗山。儒学传入日本之初只是在宫廷贵族和僧侣之间传播，后来作为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意识形态，逐渐在武士阶层中渗透蔓延.幕府想通过异学之禁来强化朱子学的意识形态特征，但事实上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儒学学者在自己学问的形成过程中师从不同的学统、向不同学派的先生学习已经是比较普遍了。正如森岛通夫所说：“明治维新前，日本一直处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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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心学复兴，以阳明学为精神支柱，倡导人的主体精神和勇于改革的实践勇气，从而为即将到来的明治维新运动注入新的精神动力。中江藤树（1608年~1648年），日本德川幕府初期的儒家学者。一般认为他是日本阳明学派的开山鼻祖，著有《大学解》《中庸解》《论语解》《鉴草》《孝经启蒙》《论语乡党启蒙翼传》《翁问答》等。大盐平八郎日本江户时代后期下级武士、阳明学者，他中年退职后潜心于阳明学，著有《洗心洞劄记》。日本维新，也是由王学为其先导。例如佐藤一斋的再传弟子吉田松阴（1830年~1859年）是维新运动的先驱者，他虽不受阳明学的影响，但阳明学的行动性质和战斗精神是他的重要精神力量之一。根据阳明学的思想，吉田松阴主张不能拘泥于既成的制度和规范，而应该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来批评和改造现实的不合理体制。

18世纪末至19纪上半叶再度复兴的阳明心学，虽然仍是学者书院中的研讨对象，但它带来的社会效果则是改革性的，着眼于现存社会政治秩序的解体和新制度的重建。在禅僧之外，也有中国的儒者到日本的。不过他们人数极少，影响远在禅僧之下。据清末广东东莞人陈伯陶所辑《宋东莞遗民录》下卷《李用传》载，南宋遗民李用是“潜心理学”之人，于1276年（宋德祐二年）“浮海至日木，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虽然宋学在当时的日本，已经影响到社会的上层，但是它只是作为皇室成员和公卿的学问修养而存在，并没有成为被社会需要的一种思想资源而产生更深层的影响，只是一种宫廷儒学。江户时代到明治时代初年，不仅在各藩设立的学校中，以“四书五经”为教科书，而且遍设于日本各地的、数以千计的“寺小屋”（类似中国农村的村学与私塾），也以中国的《三字经》《千字文》等为蒙学读物。  日本人还自己编写了一些蒙学读物，如《都路》（地名汇编）、《名头》（类似中国的《百家姓》）、《童子教》、《实语教》、《庭训往来》（类似中国的尺牍）、《商卖往来》等。为女子专门编写的蒙学读物，则有《女大亨》《女实语教》《女四书》等。正是通过中国和日本的这些蒙学读物，世俗化的儒家伦理极其广泛地渗透于日本民间大众中。日本近世时代是封建文化的最高峰。

从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经五代将军纲吉、六代将军家宣，到七代将军家继，他们重用藤原惺窝、林罗山等儒学家，五山僧侣和天海僧正等僧侣，清原秀贤等公卿以及神龙院梵舜等神道家。九代德川将军都提倡封建纲常礼教，奖励学问，发展文化，命令儒者、僧侣、神道家搜集、整理和刊行战国时代散佚的古书，并收纳金泽文库的藏书。由于统治阶级宣传忠孝、仁恕、节俭之道，所以《四书》《史记》《六掐三略》和《贞观政要》等儒家经典以及日本古典中的王道政治思想、经世致用之学、帝王之学和人道伦理之学，俱已成为统治阶级自身修养和政策实施的参考书。幕府还组织学者训点有益民众教化和思想启蒙的书籍。所以，有日本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日本的封建礼教文化的发展达到了最高潮。朱子学派与阳明学派、古文学派、水户学派、闇斋学派等，彼此间之主张都存在着异同之互动关系。

儒教的主题不但与近世日本社会的演进息息相关，截至明治维新前后，它更影响到日本的近代化。1600年，身为丰臣政权五大老之一的德川家康建立德川政权。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现东京）建立幕府政权。此后大约260年间，政权由德川家族掌握，这段时期被称为江户时代。山片蟠桃（1746年~1821年）是日本德川时代末期的思想家。幼时为大阪富商家僮，曾习儒学和天文学，并对兰学（自荷兰传来的西方技术）颇有心得。晚年以十九年的时间，著成《梦之代》十二卷。书中论述天文、地理、历史、制度、经济、阴阳、鬼神、疾病等；宣传日心说，有神论无神论思想，介绍欧洲科学。对神道、佛教、儒家思想都加以评判，当时有一定的启蒙作用。然而它却使日本民族在处理外来的儒家文化的心路历程中所形成的“实利性”的思维方式得到了最有效的发挥。山片蟠桃（1746年~1821年）曾跟随中井兄弟学习儒学。山片蟠桃从朱子学的“穷理”精神出发，充分肯定了欧洲自然科学的优越性，怀德堂学派的一些学者以及前野良泽和司马江汉等就是批判儒家自然观的典型。前野良泽在其所著的《管蠡秘言》的附录中指出，作为儒家自然观基础的五行说“仅中国一地之私言”。这些知识分子甚至对东方的封建制度提出质疑，进而肯定西方社会的合理性。司马江汉认为西方国家的人类平等观念是正确的。前野良泽则认为儒学所影响的范围不过占世界的1/10，而天主教的影响却遍及各大洲，而且天主教的平等观念比儒教更先进，在他看来，“以救养鳏寡孤独废疾贫困之人，为立政教之根本”。然而，这种立足于西方科学知识的新世界观的探索和对旧知识系统的批判，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20~30年代，因陆续受到幕府的镇压，在未能充分展开时即逐步萎缩了。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在严酷的生存挑战面前重新复苏。

江户幕府日趋衰落所带来的社会变动、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江户时代中期开始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日本儒学也作出了自身相应的理论调适，因而其内部也自发地生发出了近代性的萌芽。尽管这些因素不能必然启动日本现代化的运动，但它毕竟为日后日本迎接西方现代化的挑战、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在理论上和思想上作了铺垫，并在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孔孟之徒’了，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在当代日本，作为意识形态体系的儒学已不复存在。日本于战败后，废除了以“忠孝”之道为“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的《教育敕语》体制，学校的教科书也不再选取《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典籍为教材。儒学仅仅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成为中国思想史或日本思想史著述的评价内容。但是，这并不意味儒家伦理在日本当代生活中完全丧失了影响力。

当前，土田健次郎、石川忠久、大岛晃、池田知久、仓田信靖、三浦国雄、柴田笃、池田秀三、竹内弘行、吾妻重二、小岛毅、沟口雄三、佐藤炼太郎等学者、专家在研究儒学，在民间也有很多读经团体，有少数日本人仍能依据既往习得的知识，有意识地以儒家典籍的训谕指导自己的行为与生活，但更大多数的日本人则是在“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层面上，以世俗化的儒家伦理为指南。儒学的一部分价值观、伦理观，已积淀为日本人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心理。另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多纳德金也认为儒学的“影响即使在现在仍相当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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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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