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张謇儒学思想论纲梁林军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菴，江苏南通人，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高中状元次年，他弃官从商，领士人投身实业之风气。因其在实业、教育领域的成就贡献以及崇高的社会声望，民国初年曾出任政府实业总长、农商总长。他毕生坚守孔孟之道“父教育、母实业”，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其品德、思想、事业、成就深为人们所景仰，是“儒商”典范。

关于张謇的研究，通常考察其商业事迹和政治社会活动，较少考察其儒家信仰和儒学思想；本文着重梳理、探讨张謇的儒学思想，特别提出张謇的儒商思想和事功，是张謇对于近现代儒学思想发展的重要贡献。

一、张謇的儒学研究与思想渊源

少年时代，张謇接受了正统的儒学教育，自小研习儒家经典，对儒家经典尤为服膺。十二岁时，请西亭宋蓬山先生授课，“先生检视前所读书，音训句读多误，令自《学》、《庸》、《论》、《孟》始尽易新本，授令重读，既背更授”[1]。十九岁时，张謇从海门训导无锡赵菊泉（彭渊）学习胡广的《四书大全》和宋明理学著作。

两年后，张謇先后报考钟山书院、惜阴书院，并结识了李小湖、薛慰农、张裕钊等知名学者；他特别认同桐城派大师张裕钊“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的文理；同时，张謇还接触到顾炎武的《命理历史人文》黄宗義的《明夷待访录》等重要书籍，深受“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和影响。

(一）张謇与《周易》研究

1891年（光绪十七年），张謇完成《周易音训句读》卷上、下[2]，这可以说是他一生唯一的儒学研究专著。关于《周易》历代研究成果的评价，张謇提出三条标准：“参天道”、“明人事”及“切于日用行习者”[3]437；并且在他看来，纵观《周易》的研究历史，这三方面都符合的只有朱子，无人能出朱子之右。

他认为“夫《易》惟微惟奥，诂训者多凿而拘，解说者多虚而诞，其尤甚者寖流于谶纬术数，小哉小哉!”[3]437关于《周易》的研究，有人从训诂的角度，张謇认为此类研究大多因为所谓证据确凿而受拘束；有人从义理解说的角度，张謇认为此类研究大多虚无荒诞；最不能接受的是把《周易》庸俗化为‘‘谶纬术数”。

这些研究都把《周易》小看了，都只是注释、传记而已。“即弼攻极敝，自标新学，其注独冠古今。晋之顾夷已有难义，要未足为弼病也。而朱子《本义》历四代无有能诘难者，盖学必有体有用，力求为己，非仅笺注传说为也”[3]437。在张謇看来，只有朱子的《周易本义》做到了‘‘有体有用”。

对于《周易》，张謇的评价是：“著天道之盈虚，审人事之消息，赅物象之变化者，莫备于《易》”[3]436。张謇认为《周易》涵盖了天道的丰盈或空虚，人世间的消减或滋长，以及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4]。此外，张謇认为，《周易》最丰富的思想就是“守正而处中”。“世变未知所届，唯守正而处中者，可以不随不激。此种道理，《易经》最富。”[5]世事变化难料，只有守正而处中，才能做到不随波逐流，不激进偏执。据其子张孝若介绍“我父亲生平对于《易经》的道理很信服的……我父平常处事劝人，常常引用《易经》卦理。”[6]320

(二）张謇的礼学思想

张謇少年时代开始接触三礼著作，据张謇的《啬翁自订年谱》：“五年丙寅（1866)，十四岁。读《礼》、《春秋左传》……六年丁卯（1867)，十五岁。仍从学于西亭，间从璞斋先生问业。读《周礼》、《仪礼》，苦《仪礼》难读，亦不甚了解。”

张謇非常重视礼的思想，正如其子张孝若所言“父亲对于我国礼教，认为源流很长，立意很精，确是古文化的国粹，所以应当有相当的尊重和保存”[6]320。在张謇看来，如果按照西方专科教育的分类，《周礼》可以视为中国的政治学、经济学和农功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经书中政治、经济、农工等方面的精髓，应该在现代教育学校中加以修习[7]294。

张謇认为，“禽兽犹有仁者，礼则止于人。故谓之不仁，无宁谓之不礼”[8]498。在张謇看来，知礼、懂礼、好礼，人的这种社会性是人有别于禽兽的根本特征。对于治理国家，张謇认为《周礼》一书，调剂贫富之方法，粲然具备，此虽非社会主义，颇足以泯除社会上之不平等”[9]。张謇当时对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也有关注，但是他认为《周礼》足以解决贫富不均以及社会上的不平等问题。

在张謇的政治建言、商业策划文案中可以考察到多处引《周礼》中思想与条文，比如张謇在《变法平议》中谏言“设府县议会”时引“《周礼》乡大夫各掌其乡之政教禁令，其吏有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岁终会政致事”[10]39，谏言‘‘征地丁图籍”时引“《周礼》大司徒掌土地之图与人民之数”[11]40，谏言‘‘收僧道税”时引“《周礼》宅不毛者，罚夫里之布”[10]47。

张謇深知，礼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他说“礼者，人之大防。《传》亦有言，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为一人言之耳。一人且不可无礼，而况于十人、百人、千人、万人之众欤?”[8]499对于单一的个体而言“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更何况整个社会。“盖一人无礼则身危，千万人无礼则国危。”[11]张謇对于当时社会礼崩乐坏，世风日下的情势痛心疾首：“孟子之言曰：‘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呜呼！何其言之痛而迫也”。[12]

(三）张謇与理学及朴学

关于张謇对于宋明理学的看法，其子张孝若认为“父亲虽然是推崇孔子重儒理，但是对于宋儒道学注释的论著，认为于儒学的本身毫无进一步远的发明和深一层真的探究，只造成一个很仄很死的现象，拿儒理的本真和实用，无形中都加上了假面具。还有许多人假了孔子一端之义作为护符，假科举利禄的途径，越发离开真理，所以要昌明儒学，先要将宋儒的束缚解除了，加上去的一层黑漆刮去了，方才有儒的真面目出现”[6]319。可见，张謇主张回到《论语》等儒家经典，认为宋明理学对于儒家经典的诠释反而遮蔽了儒家之真精神。

对此，张謇也曾说：“我在家塾读书的时候，亦很敬佩宋儒程朱阐发的‘民吾同胞，物吾同与’的精义，但后来研究程朱的历史，他们原来都是说而不做，因此我亦想力矫其弊，做一点成绩，替书生争气。”[13]252对于儒家思想的阐发和解释，张謇更注重“经世致用”之“用”，知行合一之“行”，看重儒家思想在日用平常、现实社会的实践和事功。

关于明末清初盛行的朴学思潮，从学问研究的角度张謇是极其赞赏的；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完成了自己唯一一部儒学研究专著《周易音训句读》。张謇认为，朴学是讲真理实用，确能恢复儒理的本真，扫除道学的虚顽；凡是读书人，都应该往求实用的路上走[6]319。朴学的学问研究方法，区别于道学研究，是有积累的，也与西方现代学术研究方法较为接近。

但是，据张孝若叙述，张謇认为“……朴学的理论，固然超过道学万万，但是讲求朴学身体力行的结果，也只能做到一个人的坚苦风格和实用的学问，于是仍无关，与人更无关，依旧是实用的空言”[6]319。朴学研究非常严谨，是实用的学问，但是仍然属于“独善其身”，对他人、社会、民族、国家并无实用之帮助，最后仍然是实用的空言。

张謇更看重士人对于社会和国家的担当。张謇尤为赞赏颜习斋“学问固不当求诸冥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的思想，认为读书人的责任绝不是读几句书，做几篇文章就算了事，读书人都应该抱定“天下事皆吾儒分内事，吾儒不任事，谁任事耶”（颜习斋）。张謇特别佩服顾亭林，推崇亭林所讲“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的道理，认同他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国也”，他深深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精神和儒家情怀所感染[6]319。

大生纱厂

二、张謇的儒学思想举要

张謇曾请杜威到南通讲学，在欢迎介绍词中说：“博士于哲学研究有年。哲学之作用最大，能呼吸高尚之空气，而使之附丽于实质之中。此实质之为物，使无空气以为营养，则日就陈腐而无用。故政治教育不能与哲学宣布独立。中国讲哲学之最古者，莫如《易经》；其次则《礼记》亦有所发明。《易》《礼》讲圣字，圣即无所不通之谓，宋儒解释拘束，失其本义。近世能以哲学灌入于政治教育者，首推美国。故美国之共和制度，实足为吾人之模范。”[14]

这说明，张謇对于“哲学”这一学科有所接触，并且注重分析儒学文化中哲学的部分，认为中国儒学中也一直有哲学的内容和性质。如果按照西方的专科学科分类，张謇认为“《易》、《礼记》、《论语》、《孟子》当哲名”[8]249，即《易经》等儒家经典可以归类于中国的“哲学”学科。

（一）圣人之道即中道

张謇信奉“中道”，认为“任何一家之学说，主张稍过，不折于中，未有不流于偏宕者”[15]。相较其他学说，儒学有如此顽强、雄厚生命力，令人信服、信仰，长期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儒学始终坚持“中道”，不偏不倚。并且，在张謇看来，圣人之道即是中道。

夫圣人之道则中焉耳，贤者过之而不肖者不及。圣人不能必世无过不及之人，而必不能因有过不及而易中之道。中即事以为权，非执一以驭事。世即变而道无时而不存，即中无时而不在也。惟其平淡，故不张可歆、可羡、可愕之说以动人；惟其高深，故极诸大仁、大智、大勇而莫外。[16]

张謇认为，圣人之道就是中道，所谓“贤者”是做过了，所谓“不肖者”是做的不够。在张謇看来，圣人不是没有做过头，或者做不够的情形，而是从来不会因为做过头或者做不够而改变中道。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但是道是无时不在、无时不有的，因此圣人所奉行的“中道”也是一直存在的。所谓“中道”就是遇事就要权衡，而并不是按照某一条标准来驾驭所有的事情。世事难料，物欲横流，个体在一个大环境中，难免不偏执、不消极，只有守正而处中，遇事权衡正道、中道，才能像圣人一样地把持住自己，避免有过或者不及。

（二）孔道即人道

关于人生观，张謇有这样一句名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17]这充分表明张謇力求有为的思想和心志。他希望人人都能有为，做有理性之人类，人人知道人道所在，尽人道之所在。

在积弱积贫，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张謇大声疾呼：“诸君诸君，须是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道理，人人胸中各自理会；须是将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之责任，人人肩上各自担起。肯理会，肯担任，自然不惮烦琐，不逞意气，成己成物，一以贯之。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18]70张謇回到孟子所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呼吁民众觉醒，各自担当，尽人道之所在。

本县发起尊孔会之意，诚欲人人知人道之所在，而为有理性之人类。试问今日社会觍然为人者，其人道如何？故欲昌明孔学，宜就子臣弟友、忠信笃敬八字做起。子为孝亲，臣为卫国，弟为敬长，友为爱人，此属于分际也；忠则不贰，信则不欺，笃则不妄，敬则不偷，此属于行为也。人能明分际而谨行为，斯尽人道矣。人道尽而后可以入圣贤之域，孔子一身得力处，即在于此。[19]397

张謇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形，提出尽人道的八字标准和原则：“子臣弟友，忠信笃敬”，其中“子臣弟友”属于分际范畴，“忠信笃敬”属于行为范畴。他认为，平常人只要做到这八个字，就可以说是尽到人道；人道尽，即可入圣人之域。孔子之所以是圣贤，也在于其尽了人道。

由此可见，张謇始终坚持儒家在日用平常之间的力量和生命力，圣贤不是遥不可及、高高在上，而是每个人只要坚持儒家的原则处事生活，都可以成为圣贤那样的人。他反对理学家们把儒家解释得极其高明、高高在上以至于儒家只属于少数人的学问，这样儒家也就脱离了广大百姓，失去了广泛的生命力。

（三）儒学与佛学等宗教的关系

张謇认为，孔子之道，儒家学问，从来不是中国的国教；孔子本无宗教的性质。佛教、道教为上等人说法，基督教、伊斯兰教为下等人说法，在人群取向上都有偏倚。只有孔子是为所有人说法，不偏不倚，纯粹为人道说法。张謇认为，如果必须说以孔子为教主，反而小看了孔子，因为孔子的学问恰恰融合了佛、道、耶、回这四种宗教的说法。

关于张謇与佛学的关系问题，历来谬传较多，有些学者形成了张謇亦儒亦佛的成见，认为张謇“既奉儒家为正宗，又兼修佛学（尤其在晚年）”[20]。对此，需要予以澄清和纠正。首先，张謇一生坚守孔孟之道，从未背离；其次，张謇晚年对佛学有精深的研究，与人讨论也较多，但是“……想来想去，总觉得儒理比他们强一点”[6]340，张謇总是同情地去体会佛学的思想，但是本人从无信仰或者改信之史。

人们容易形成张謇“亦儒亦佛”印象有一个原因，即张謇晚年修缮、修建了很多寺庙。至于原因，张孝若解释有二：

“第一，看到社会组织没有进步，人心欲望和妄想一天比一天坏，国家的法律，教育的效力，也没有救济的权能。认为能提倡一点佛的说法，也未始没有用处和急效；第二，寺庙的建筑，佛像经文以及各种雕刻，在中国美术历史上，都有极重大极荣誉的关系。近时官府社会，只有摧残，假使再不想法保存修缮，恐怕就要一天颓废一天，为西人日人所齿冷讥讪了，所以父亲为地方古迹应该保存起见，就将有名的寺庙和佛像，都修理起来。并且择最精的元明人的塑像，移到博物苑美术部中陈列”[6]341。

可见，张謇虽然始终坚持儒家学说，但是他认为倡导佛教学说对社会有一定益处，佛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应该予以保护。

三、儒商：儒学应致力于实用的事业

章开沅先生说，“关键是1895年，正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有三个人做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抉择：康有为选择变法，孙中山选择革命，而张謇却选择实业与教育。三者的终极目标都是救国，或许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21]张謇弃官从商，还乡办厂，可谓离经叛道，彻底远离“学而优则仕”的儒生事功道路。他彻底看透官场“愿为小民尽稍有知见之心，不愿厕贵人受不值计较之气；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21]，立志于实业，开启了士人兴办实业之路。

（一）天地之大德曰生

1895年，也就是高中状元后的次年，张謇集资50万两银子，在通州的唐闸镇创办了南通的第一个近代工厂——大生纱厂。张謇以“大生”为工厂命名，“大生”一词，正源自《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即天地之大德，在于使万物生生不息。张謇曾对刘厚生说：“我们儒家，有一句扼要而不可动摇的名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刘厚生看来，张謇“这句话的解释就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13]251。

在张謇看来，儒者的本分是让百姓有饱暖，即做到孟子所谓“黎民不饥不寒”。“今之国计民生，以人人能自谋其衣食为先务之急。衣食之谋，在于实业。”[23]正因为如此，张謇注重民生，实业以轻工业为主；他办厂为救国利民，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好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张謇作为儒商与此前或者同时代的大商人的区别在于他始终以实业为商业中心，倡导“棉铁主义”，主张实业救国，并非传统的货贾或者同时代的买办。这样的商道与他对广大百姓的人道关怀和自身的历史担当有紧密的关系。

（二）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

张謇由儒入商，以儒经商；言商仍向儒，在商终是儒。与传统儒生从学、入仕区别，商人是其社会身份，实业是其职业，但是儒家的理想没有变，儒家的道理也一直在其日常生活中。

余自审寒士，初未敢应。既念书生为世轻久矣，病在空言，在负气，故世轻书生，书生亦轻世。今求国之强，当先教育，先养成能办适当教育之人才，而秉政者既暗蔽不足与谋，拥资者又乖隔不能与合。然固不能与政府隔，不能不与拥资者谋，纳约自牖，责在我辈，屈己下人之谓何？踟蹰累曰，应焉。[24]

张謇坚守孔孟之道，愿意弘扬孔孟之道，而弘扬的途径就是为“只会说、不会做”的读书人争口气，变儒学的思想为儒学的实业。“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张謇以顾亭林所言“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为标准，立下“吾儒不任事谁任事”的决心，致力于推实用的学派去实做实用的事业，使得实用的空言变成实用的实事，于国家民生尽责任[6]319。张謇认同儒学中实用的学派，致力于将实用的空言变成实用的实事。这本身就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提升、一种发展，而他的实践并非契合“内圣外王”的理想，而只是日用平常之间点滴积累，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晚年，张謇这样总结自己的平生事迹：

仆兄弟农家子也，祖父耻负债，生平耻随人世间一切浮荣虚誉，及流俗猥下之是非，向不以为轻重。徒以既生为人，当尽人职，本吾所学与吾所志，尺寸行之，不可行则止。世不论治乱，亦无所为厌。自投身实业以来，举所岁得，兄弟次（第）经营教育、慈善、地方自治公益事业，凡所当为者，自无至有，自塞至通，自少至多，自小至大，既任建设以谋始，复筹基本以虑终。[25]

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张謇不喜欢理学的虚无空诞，不轻谈不知之事情，不妄言未知之理想，他崇尚质朴、简单、明了的论学与行事方式。他不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只知“既生为人，当尽人职”；他不知道自己可以做成什么事迹，只知“尺寸行之，不可行则止”；他不知道何时功成大小、多少，只知“凡所当为者，自无至有，自塞至通，自少至多，自小至大”。

（三）儒商伦理：勤勉、节俭、任劳、耐苦

张謇虽然从商，但是在他看来，从商并不是“无利不起早”或者无财不谋，“自一命以上，皆不当皇皇然谋财利。据正义言之，其可以皇皇然谋财利者，惟有实业而已。此又鄙人兴办实业之念所由起也”[26]186。张謇反复用“皇皇然”一词，其实是要强调商业模式的正当性以及是否在社会中有合法合理的基础。张謇曾讲述当时中国社会上企业家的情况：

吾见夫世之企业家矣，股本甫集，规模粗具，而所谓实业家者，驷马高车，酒食游戏相征遂，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所业既亏倒，而股东之本息，悉付之无何有之乡。即局面阔绰之企业家，信用一失，亦长此已矣。”[26]186

张謇看到当时社会上企业家群体存在的几个问题：一是讲排场、摆阔气；二是沉迷于各种饭局；三是企业寿命都不长久。张謇认为，“勤勉节俭任劳耐苦诸美德，为成功之不二法门”[26]186。儒家的很多美德伦理应当成为企业家长期经营的支撑性内容，张謇重点列举了四种：勤勉、节俭、任劳、耐苦。并且，商业模式必须有合法性与道义上的正当性，即图个人之私利与谋公众之利相结合，不能专谋个人之私利。

在儒商诸美德之中，张謇特别强调“俭”。他说：“孔子，中国大教育家也，其美德曰温良恭俭让。孟子言：古之仁君曰恭俭。俭何以是美德？俭之反对曰奢。奢则用不节，用不节则必求多于人，求多于人则人必不愿。至于人不愿，则信用失而己亦病。是奢之病，妨人而亦妨己。故俭为美德。今何以独举俭之一字为诸生勖？俭可以凝贞苦之心，可以养高尚之节，可以立实业之本，可以广教育之施。”[18]122-123他认为，“奢”必然会占用他人之用，侵占更多的社会资源，最终必然害人害己。张謇关于俭的论证很多，其自身也始终做到勤俭持家持业。晚年，张謇自号“啬庵”，常常以“啬翁”自称。

尊孔设会，自近年始。昔之私塾以四书课儿童，儿童虽难了解，尊孔之意犹存。自国体改革后，道德凌夷，纲纪废坠，士大夫寡廉鲜耻，惟以利禄膺心，一切经心，不复寓目，而诈伪诡谲之恶习，因是充塞于宇宙，依鄙人主张，小学校即宜加授四书，卑儿童时代，即知崇仰孔道，收效之宏，定可预卜。彼僧侣之日诵佛经，岂能人尽成佛哉？亦礼佛之表征耳！礼佛从不成佛，苟念念相续，不及于邪，犹不失为良善之教徒。读圣贤书，亦犹是也。[19]397

张謇创办如此多的学校，设学教人，是奉了孔子的教义。社会上各种新式学校兴起，都取消了以前私塾的课程，认为儿童不可能懂四书，死记硬背对儿童没有帮助。张謇主张从小学课程里加授四书，他认为僧侣曰诵佛经，也不是人人都可成佛。尊重佛但是成不了佛，只要能够长期坚持也是好的信徒。读圣贤书也是如此，重在熟读，长期坚持。张謇创办的这些学校以及坚持的这些教育理念，影响了几代人，其效应至今犹存。

张謇在南通的自治实践激励了不少有理想的实业家。1921年，无锡的实业家荣德生到南通参观，深为触动。一个南通，因为有张謇这样的人物，就取得这样的成绩，他认为自己不过一介平民，不敢谋国，也愿从家乡做起。晚年，荣德生谈到：“昔南通因有张四先生，致地方事业大兴，号称‘模范县’。如各县都能有张四先生其人，则国家不患不兴。”[27]后来创办民生公司的卢作孚也在1922年去南通拜会张謇，对他创造实业的精神深为佩服，此后建设重庆北碚。

胡适先生认为张謇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失败的英雄”。张謇自身也常有甘为先驱的悲壮之语。他淡泊功名“功不必自我出，名不必自我居”；他不计成败得失，“与其得贪诈虚伪的成功，不如光明磊落的失败”[6]。张謇研究虽然谈不上显学，但是却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

章开沅教授曾说：“张謇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举凡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乃至外交都在研究之列。……他本人已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试问现今以国学大师自我标榜者，有几人可望其项背？”[28]然而，迄今为止，关于张謇的研究主要从历史学或历史研究的角度叙述、评论其事迹观点，鲜有人把张謇作为儒者来研究，将其置身于儒家和儒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中来探讨张謇的“政、学、业”。

本文试图简要梳理出一个作为儒者的张謇：他接受了正统的儒学教育，坚守孔孟之道，对儒学的发展有深入的研习；他崇尚中庸之道，认为这是圣人之道，是儒家的精髓，对于个体而言要尽人道；他认为儒学应该治实用的学问，并将实用的学问用于实用的事业，他弃仕从商，成为“儒商”典范。

责任编辑：慊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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