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朱华：香港人的爱情观依旧有儒家思想

本名朱志华，笔名朱华、海伦等。上海人，曾任职上海市属区文化馆话剧创作员、深圳影业公司影视剧编剧。上世纪90年代移居香港，现为独立写作人。写作及发表剧本、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散见萌芽增刊、长春、新民晚报、香港作家、香港文学、明报等报刊杂志。《双城故事》为第一本长篇小说。香港作家联会会员。澳洲梅铎大学商学院MBA。

故事的主人公宓儿和子域是来自上海的年轻人，他们疯狂陷入热恋，却因为误会而在上海离散，直至人到中年，才在摩登都市香港相逢，将往事心结一一解开。巨变的上海，灯红酒绿的香港，久别重逢的爱恋，时代感与爱情故事交织在了一起，梦幻却又现实。被问到故事情节有几分亲身经历时，朱华回答说，她在来到香港之前，对香港其实并没有太多想象，纯粹是因为丈夫在香港才申请移居，“为家庭而来”。

但无论是否做好准备，移居带来的变化总会悄然而至。朱华曾经是上海市属区文化馆话剧创作员、深圳影业公司影视剧编剧，但移居香港后，却成为了“独立写作人”。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内，朱华都并不以写作为生。香港的剧本行业通用的语言是粤语；纯文学作品也只被极少人阅读。在香港这个全球金融中心，纵使曾经涌现过金庸等文坛巨匠，但新移居而来的外来人想要靠写作维生，在朱华看来已经是一个远去的传说。她选择了重建生活的秩序，去读了MBA，彻底转了向，也从事起热门的商业和金融。独立写作，大部分也只是写些时间、精力允许的小篇章：短篇、散文、诗歌之类的，或见到、想到什么就做些笔记，积累起了很多本。

她观察到了上海与香港的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曾为外国人占据，经济上、文化上华洋混杂；它们都是港口城市，以经商为业的国际大都市；新中国建立前后，很多上海商人、文化人南下，两城经济、文化意识较多相同相近。但上海和香港却又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脱离外国经营者；在不同的体制下建设发展；各个时期前进的步伐不同。环境的异同，造成了人的异同，也造成了这两个城市不同于他城他乡的故事。

朱华还在细节上发现了双城人的共同点：“譬如，都有天生的自我优越感，都排外。这方面我很有体会。刚来香港时，我发现香港人的这种表现，几乎有点惊奇，不是没见过，而是太熟悉了！”还有两城人都好面子，穿着上永不马虎，即使破产的；都会虚客气，说“哪日一起饮茶（上海说，吃饭了吗，一起啊）”，听者别以为真，只能当礼貌用语；都爱清洁，再小的屋子，也必执拾得山清水绿；再有精明算计、财不露眼等等习惯都相像。

《双城故事》的不少内容，就来自于这些笔记。朱华来到香港时，就见证了香港社会急剧变化的年月，金融风暴、非典、次贷危机等，“我亲眼看到了什么叫一夜富贵、一夜贫穷；一夜诞生、一夜消亡。很多悲喜剧。”而这些在朱华原来的生活环境中是难以想象的，香港的生活给她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角。她不仅是要把城市当成爱情故事的背景，还想写一段双城的历史、生活和人们，或者说写漂泊在其中人物的命运。

“宓儿和子域的爱情故事在上海开始也在上海结束，却不料在香港进入了另一种痛苦。”朱华坦言，这段爱情是她听到、看到的几个人物和事件的综合体，是由她的爱情观念连接起来的故事。从上海移居香港的宓儿一开始只能投靠住“唐楼”的姨婆，过往的荣耀与花环都归了零，只能从服装外贸公司的前台开始做起，一步一步在香港立足，无暇追求爱情；子域虽然是企业高管，却早早陷入婚姻的陷阱中，对爱情同样求而不得。在创造辉煌和成功的都市里，爱情仿佛沦为了附属品，唯有在回忆往事时方可拿出来擦拭。在赚钱和实用主义为主流的香港社会，爱情更显忐忑，人们在想爱与不敢爱间徘徊。

失意的爱情在书中比比皆是。没有大志的阿德爱慕着邻家的张美玲，换来的唯有冷漠的回应。意外的是，阿德没有抓住爱情，却抓住上海发展的机遇，将餐饮企业做成了香港上市公司，反而迎来了张美玲的投怀送抱；香港人东尼玩世不恭，直至遇到宓儿才动了心，却不知道她早已心有所属。朱华写出了都市爱情常见的困境。无论是上海还是香港，纯粹完美的爱情变得难得。

那怎么才能让都市停下脚步，让爱情成为可能？非典时充满生死恐慌的香港曾给朱华留下了深刻印象，人们慌乱，也在寻找应变——人在生死关头，会做出平时不会做、不敢做的事情——因为她（他）们以为没有机会了。朱华也把宓儿和子域关系的转折点，安排在了非典时期，宓儿发高烧入院治疗。在隔了一道玻璃房的病房内外，两个人彷佛生死相隔，被都市秩序压制住的爱恋情感才挣脱了束缚，重新被点燃。

有趣的是，朱华谈到，虽然香港是个国际都市，但香港人在爱情观念上，依旧有着深入骨髓的儒家传统道德思想。她在构思故事的时候，常会讲给一些朋友听，但不管上海还是香港的朋友，都会认同书中阿德说的那样“劝和不劝散” “木已成舟”等观念。“如果认为某些观念在香港会开放些，那就错了。”

在朱华的观察中，即便香港有百多年的殖民地历史，但华人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是不变的。传统文化教育在香港本地幼儿园、小学就开始了，课文里都是三字经，二十四孝，孔子说等等，西化如一层镀金，至少现在还未改变传统核心。表现在婚姻爱情上，最易看到的例子，譬如明星、名人的绯闻。不管是多么当红，多么成功，只要在爱情或婚姻上有违于传统观念，如婚姻中的第三者、婚后出轨、爱情中的喜新厌旧……只要揭示于众，那人就将从人生舞台上跌落下来。“舆论显示的就是传统概念，违者必被狠狠鞭笞，直到体无完肤。所以，一般香港人崇奉的从一而终的观念。婚姻中，相守比爱情显得重要的多。”朱华说。

而宓儿和子域的爱情故事，也显示了朱华的纠结。她在香港生活了二三十年，作为写作者，自然会考虑社会中婚姻爱情的种种。“说实话，我也是个传统道德观念者，认为传统维护社会秩序。但同时，我也注重爱情和真情。有时候，这两者却是矛盾着的。所以才有了小说中宓儿这角色，才有了他们的故事。”

在《双城故事》中，除了宓儿和子域爱情这一脉络主线，朱华着墨最多的，是宓儿的职场经历。宓儿从一个外贸服装公司的前台逐步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职场高管，中间也经历颇多挫折，文化习惯上的冲突、和香港同事间的相互不理解、由于内地经济腾飞，香港企业不得不重新定位自身方向而造成的困难等，都需要宓儿逐一去克服。朱华说，爱情是人物的一个命运侧面，却不是她想表现的全部主题。“宓儿的爱情经历和职场经历，都是她接触社会、经历人生的窗口。这窗口造就了她和她的同龄人。如果着墨于任何一个单一环境，她们都可能不是她们。”朱华想要呈现那个时期，在城市间移居的人们的生活真实。

“这本书是写给一切热爱生活、并且不屈的人们。“朱华说，也许很多人会以为“港漂”很难，书中偶尔会出现一些人物的发泄性言行，比如“像是要把以前给甩了，这就是移居的代价”诸如此类的话，但朱华认为，每个从上海来到香港的书中人物，其实都在积极投入到自己所处的时代环境中。“移居新的地点，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新的环境都要重新建立，要敢放下，敢重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勇敢且有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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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邓晓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