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站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上）

【先秦】

隆隆隆……不远处涌来的那黑压压的一片是——军队！近看来，战旗迎着沙尘飘舞，和着马蹄声、击鼓声、车轮碾地声构成一幅气势壮阔的开战画面。没错，我们现在已经穿越春秋时期，儒家思想顶着如此乱世开始顽强地生根发芽。

“礼乐征伐自诸候出，陪臣执国命”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 ，

以上是对春秋战国时代特点的真切写照，这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时代，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随着西周宗法等级制度的瓦解和礼乐制度的崩溃，西周王室日趋衰微，各诸侯国纷纷进行变法改革，以期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而不至消灭。为了拥有正确且合适的指导称霸的方针，诸侯王广开言路，进而有了百家争鸣的壮观局面。虽为乱世，却又是一个容纳多种声音的开放包容的时代，儒家思想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春秋时期的孔子是儒学的开拓、奠基者，其思想与政治主张的核心是 “仁 ”礼“。他认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荡实乃 “天下无道” ，要使天下太平就要 “为国以礼”，试图通过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天下大治。此后的战国时期，被尊为 “ 亚圣＂ 的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孟子从性善论的观点出发，宣扬仁政和民本思想。他认为，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只要把这种人性固有的善性发扬光大并扩充到社会政治领域，以 “不忍人之心“ 行 “不忍人之政”，即 “仁政“。

孔子所追求的社会形态在当时过于理想化，这种理想社会形态的实现要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础上，而就时局来说显然不太可能实现。孟子虽将孔子的学说上进一步发展并融会贯通于为政中，但也并不符合各国的政治利益，春秋战国无义战，为争霸杀红了眼的诸侯王始终未能理解他追求道义的博大境界。时人不识，今人识之，我们无一不感叹孔孟无愧之为圣人，其思想在当时一片混沌中竟这般超前、高远，达到了连今人都难以企及的高度，我们潜移默化受着其春风化雨般的教诲：

为学，“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

为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不怨天，不尤人”，气度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担当也；

“舍生而取义”，胸怀也。

【两汉】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现在的我们正立于汉武帝朝堂之上洗耳恭听大儒董仲舒的进谏。在秦朝令人痛惜的焚书坑儒危机后，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得以复苏，建立了汉代新的儒学体系。

汉代儒学对传统儒学有了继承和发展，保留了传统儒学的仁义礼智信等实质与核心的同时，自身也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

“天人合一，君权神授。”

“天之道，有序而时，有度而节。循天之道以养其身，谓之道也。”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董仲舒

汉代儒学可以看作是古代儒学与阴阳家、道家、法家融合的产物。其中，天道、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等新概念融入壮大，使汉代儒学适应了帝国加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需要，因此儒学取代道家的黄老之治成为汉代正统学说，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它一方面教导人民顺应天意，另一方面大力总结社会统治技术，宣扬君权，天子存在的合理性，表现出世俗性、制度化的特点，在汉代统一的背景下成为大一统的思想并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

转眼，我们将步入大唐。这是个极其丰富的朝代，繁华的盛世气象也好，离乱后的萧条也罢，在历史的长卷中皆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大唐的包容不止是气吞万里山河，亦是能容纳佛教、道教等多元的信仰，儒学不再如汉代处于神坛般的至上、正统地位。唐代思想界形成了儒佛道三教分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融合的特点。原本，唐代儒学对士人的影响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传统的力量, 由于缺乏理论上的创新, 儒学失去了在学术与思想上的号召力，且在安史之乱前，唐代儒学基本上是在传统的框架内进行，仅是承继南北朝以来的章句之学，殊少意义之发明。不过, 在佛道二教的刺激下,特别在中唐以后儒学有了相当的振兴, 并努力寻找一度失去的传统的精神与文化优势。儒学大师韩愈为这场复兴注入了不可忽视的力量，以古文运动为载体，提出“文以载道”的观点。“道”作为文学的最高标准的观念被确立起来后，紧接着便是探讨何为配得上“道”之说。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家由此确立以儒家的先王之道为 “道”的内容，道统论由此而出。

“斯吾所谓道也，非向之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其中所强调的“道”本质为儒家所规范，

“道莫大乎仁义，教莫正乎礼乐刑政。”道统论的主张，其背后的根本目的是想说明儒家之道之所以乃能为正统，实因为其体现了天地之常道，为治国生民乃至治心所系。这是唐代后期复兴儒学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共识。只有儒教才是天地之道的体现，只有儒学之道方蕴含真理，这也正是儒学区别于佛道，地位不可撼动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