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新夏先生丨儒家思想与《史记》

清邵晉涵撰《南江文钞》

汉班固撰《汉书》

清邵晉涵撰《南江文钞》

班固批评《史记》最根本的一点是“先黄老而后六经”，历代学者对此多有论辩。从《史记》本身考察，有大量例证证明《史记》是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依据的，班固的批评似不准确。但是，班固的说法也透露一种消息，至少在班固眼中，司马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的已不止是单一的儒家思想，而且某些儒家思想已非原型。的确，《史记》在很多地方采用了涂有时代色彩的汉初之儒的思想资料。

汉初之儒的主要改造者是董仲舒。他从先秦儒家学派的思想资料库中经过精心挑选，并杂糅进一些阴阳学派的思想资料而加工改造成的汉初儒学。董仲舒属于儒家中的公羊学派，司马迁对此是有明确认识的，所以在《儒林列传》中正面提出：“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公羊儒家的思想被司马迁所选择[10]，所以董仲舒从公羊学出发所提出的“天人感应论”“历史循环论”和“大一统思想”等等思想观点在《史记》中都有所表达。

《史记》对若干政治问题的解释大抵归之于天命。司马迁认为天上有灾异变化，人间必有相应的大事。秦汉之际的混乱，早在“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11]中，已有所昭示。他总结秦之能“卒并天下”，既非德义，也非兵力，而是“盖若天所助焉”[12]，是“天方令秦平海内”[13]。也就是说形势发展到这一步。至于汉朝“王迹之兴”，当然更是“受命而帝”，所以发出了“岂非天哉！岂非天哉！”[14]的感慨。司马迁既论述了可以影响和解释人间大事的自然现象的“天”，又提出了一个主宰和支配人间大事颇为神秘的“天”，这两种天人关系看来似乎不一致，实际上这就是司马迁所“究”的“天人之际”的两个方面。这正是董仲舒“天人感应论”的实际应用与发展。

司马迁认为历史发展是“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他并以公羊学的三世、三统说来论证汉得天下的合理性。《高祖本记》的论赞中有一段论述夏商周三代政权特征的话说：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夏商周的盛世是古代政治家和政论家所向往和标榜的理想治世。忠、敬、文是三代各自的特征，即所谓“德”。这三种政权特征（德）相承递变，构成一个环形，沿着“终而复始”的轨迹前进。因此在周的“文德”衰敝之后，应该有一个具有“忠德”的新朝兴起。秦未能表现这种“忠德”，不能承正统，只能成“闰统”，而汉却是能“承敝易变”，于是又出现了“忠德”。这就是说，汉是夏德的第二轮，是的确得到了“天统”的。

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充分发挥和宣传了浓厚的大一统思想。司马迁不满于秦的暴政，但对秦的统一集权则加肯定。在齐、鲁、燕、宋、晋、管蔡、陈杞等世家中，他都不惮其繁地记录了“秦始列为诸侯”，为表示秦的普遍意义与重要地位。在《田敬仲完世家》中更大书一笔：“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表示对这个实现中央集权统一局面的秦以极大的重视。《史记》把秦先世与始皇帝分立二纪也是以始皇之能实现统一为立论点。司马迁希望汉朝是一个统一富庶的帝国，《货殖列传》就是详尽地搜集了统一帝国的风俗、人情、地理、物产、人物各方面资料，精心绘制了一幅绚丽多姿有立体感的图画。

司马迁对历史发展的观点和大一统思想都围绕着“通古今之变”来进行的。这与董仲舒所宣扬的“历史循环论”和大一统思想虽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亦有小异、有发展。

司马迁虽从董仲舒那里承受了不少思想资料，但并不照搬因袭，而是继承董仲舒汉初之儒中的儒学部分，批判接受了其中阴阳家部分的思想资料，即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阴阳家的“使人拘而多所畏”的神秘主义部分，却吸取了阴阳家的“序四时之大顺”的合乎自然实际的部分。所以尽管他受“天人感应论”学说的影响，但在《伯夷列传》中却对“天道”提出了“是邪？非邪？”的怀疑，对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现象表示了不满，比董仲舒前进了一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在接受董仲舒汉初之儒的同时还从道家中吸取一定的成分。司马迁所吸取的其父《论六家要指》中的道家，也就是汉初的黄老之学。他将儒道学说置于兼收并蓄，接近等同的地位，如《酷吏列传》的开首即并列孔老之说云：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汉班固撰《汉书》

从上两节的论述中，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初步认识：

（1）儒家思想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是以凝固的原型进行历史地传递，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经过筛选、淘汰、保存、继承和发扬而不断创造符合时代需求的新模式。《史记》选择的儒家学说主要是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汉初之儒，但决不只是董仲舒儒学的翻版。司马迁一方面继承了董仲舒思想中的新儒家部分，并因董仲舒的汉家之儒是应“独尊儒术”的要求而产生的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司马迁无法逃避地以此为基调；另一方面司马迁却批判地接受董学中阴阳家部分中合乎自然实际的思想资料。

（2）儒家思想是否传统文化核心的问题曾引动过许多学者的思考与议论。有些学者，特别是港台学者多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流；西方汉学家也多以儒家概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说法既失之于泛，又失之于褊。因为儒家并不是单一体，没有“纯”儒可言。在儒家文化出现之前，中国有境内各民族的文化融合；在儒家定于一尊之后，既有董仲舒以儒家公羊学为主、杂糅阴阳家学说而形成的汉初之儒，又有儒家与释道糅合所产生的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等等。儒家事实上已杂糅进多种文化来源，所以早在荀子的《法行篇》中就曾记述过一位学者的质询说：“夫子之门，何其杂也？”所以以儒家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似不准确。在世界三大文化传统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既不像希腊文化那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文化那样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是如目前一些学者所推崇和主张的乃是以人文主义，更准确点说是以人伦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注重人际间的现实关系，儒家的注重仁人爱物、人伦纲常和道家的“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以及“节民力”等等论题都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史记》所标举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抓到了传统文化的核心。

（3）儒家思想对于未来社会具有一定作用，也应占有重要地位，但原型的沿袭和复原都不符合未来社会的实际需要。近年来，曾出现了一种儒学复兴的主张，而且在海外更为流行。这一主张把儒家作为高度物质文明中医治精神弊病的“良药”，当然其中也包含一部分异国游子寻根意识的轇轕。这种主张可以被认作是认识传统的一种思潮，但由于它把儒家文化视作单一和凝固，把儒家文化部分代替了中国传统文化全体，忽视了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所产生的消极作用而片面地强调了儒家思想的特殊价值，因而，这种主张不仅不能正确地选择传统文化，对建设新文化也似乎无补实际，甚至阻止或削弱对传统文化中已失去生命力的不合理部分的冲击力。

（4）《史记》之所以能有历两千余年而不衰的旺盛生命力，其中主要的一点是能正确地对待传统文化，能审慎地从传统文化中优选。司马迁既自承接续儒家传统而不抱残守缺于凝固的、单一的原型，他似乎意识到文化都是特定历史与社会的产物，存在于一定时空条件之下，因而，必须根据所处时代与社会背景和土壤，选择董仲舒的汉初之儒，却又批判其中神秘内容，更从儒家学说传统中突破出去，选择从道家中蜕化出来的黄老之学，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结合体，注入到《史记》中，使《史记》在量的描述和质的评价上都达到所处时代与社会的高峰，为我国传统文化增添熠熠发光的色彩，为儒家思想与《史记》漫长的历史留下了足以睥睨世界的重要学术遗产，为中国文化甚至世界文化树立了丰碑，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们应当如何正确对待祖国传统文化的深思。

汉班固撰《汉书》

[1]宋郑樵正式提出：“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通志·总序》）清钱大昕更明确指出：“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史记志疑》序）但邵晋涵则认为：“迁自言继春秋而论次其文，后之学者，疑辨相属。以今考之，其叙事多本左氏春秋所谓古文也。秦汉以来故事，次第增叙焉。”（《南江文钞》卷三《史记提要》）

[2]“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3]“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4]《吴太伯世家》论赞。按：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故”，受其一定影响，所以“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汉书·儒林传》）。

[5]《柳南诗文钞》卷四《司马迁论》。

[6]《伯夷列传》。

[7]《孔子世家》。

[8]《儒林列传》。

[9]《儒林列传》。

[10]清邵晋涵论《史记》说：“其义则取诸公羊春秋，辨文家质家之同异；论定人物，多寓文与而实不与之意，皆公羊氏之法也。迁尝问春秋于董仲舒，仲舒故善公羊之学者，迁能伸明其义例，虽未必尽得圣经之传，要可见汉人经学各有师承矣。”（《南江文钞》卷三，《史记提要》）

[11]《天官书》。

[12]《六国表序》。

[13]《魏世家》。

[14]《秦楚之际月表》。

[15]《曹相国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