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学教育推进中国现代化，以儒学思想拓展世界人权格局——追忆张彭春先生

张彭春先生，字仲述，1892年生于天津，中国教育家、早期话剧活动家、导演。1908年毕业于南开学校，1910年入美国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和社会学，1913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同时刻苦钻研戏剧理论和编导艺术。1915年张彭春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教育学硕士学位。1916年回到天津后，他协助其兄、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主持南开中学的日常工作，参与南开大学的筹建工作，兼任南开大学新剧团副团长。抗日战争期间，从事外交工作。二战后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起草《世界人权宣言》1957年7月在美逝世。

2017年6月，他的全身雕像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揭幕，由南开大学社会学系1992级校友张洪涛捐资设立。

谈张彭春先生与南开，必先谈及其胞兄张伯苓。张伯苓早年在北洋水师学堂受教后在北洋水师服役，经甲午海战兵败、英国强租威海卫“国帜三易”的屈辱后，他意识到“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后又结识力倡新学的严修，共同开启艰难的办学之路。1904年张伯苓与严修创办私立中学堂（南开中学前身）。当时张彭春十二岁，进入中学接受教育，成为南开中学首届学生，1908年毕业。同年，考入保定高等学堂。1910年考取北京游美预备学务处（清华学堂前身），作为第二届庚款游美生入读克拉克大学，1913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并进入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1915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和教育学硕士学位。

值得注意的是，留美期间，张彭春、陶行知和胡适同时师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三人归国后都在中国大地上践行着杜威的教育理念。1916年8月，张彭春回国后任南开学校专门部主任兼任代理校长。此时，张伯苓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同样师从杜威。张伯苓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张彭春协助其兄张伯苓筹办南开大学，任筹备科主任。张彭春主持制定了《南开大学计划书》，成为张伯苓所言的“南开大学的计划人”。1916年8月21日张彭春在南开学校新学年发表演说，提议将专门部改设大学。他筹办大学的主旨是：“盖以挽救社会，非有一般知识高超道德纯厚之新少年，其眼光、其魄力，均不足以促进其事业，徒志不足有为，识高方见经济。”他的演讲进一步说明创建南开大学的必要性。1917年，陶、胡二人也先后回国，陶应黄炎培之约到南京高师，胡奉蔡元培急招赴北京大学。由此，张、陶、胡三人在不同的教育高地上相互呼应，在20世纪中国教育的黄金时代充当改革的先锋。

张彭春在担任南开学校代理校长时的诸多教育主张，都有杜威的“生活教育”之实。其一，他深刻批评“中国旧教育家，以为教育乃读书之别称。……彼绝不知来此所得，不止课程以内之知识已也”。他主张：“按教育广义观之，当如何用各种方法，预备少年，使将来可以扶助社会。简言之，即如何而能造出应社会所要求之人才耳。则知在课程外，所当做之事极多，皆为入社会前不可不速达者。而组织则其尤重要者了。”其二，关于教育的社会目的，他主张“学的方法，要注重自习”，“练习自负责任”，“不用他人管理”。他说：“教育的社会目的对于精神上所应注意两事。一自治，二合作。所谓自治者，乃不用他人管理之谓。……大众必须练习合作，不以与他人争荣为主动。强者不自傲而欲助弱者，弱者能自知其短而不生嫉妒之心。”其三，关于国家观念，他认定“国家为人类所组成。现时人类组织最大者即国家。将来世界进步，或破除国家以至全球为人类之组织体”。这是当时欧美盛行的国家主义教育观点。他还明确主张：“吾侪非国家无以自立，则必须信之。不过当信一可信之国家。如无可信之国家，则当造之创之。欲造新国，当以二事为准则。（甲）要以多人的国家。（乙）要以自立的国家。多人的国家为多人的幸福而设，不仅为少数人之幸福权利也。自立者，谓系能自主，非受羁于外人。”

1919年4月4日，张彭春在南开大学演讲《体验的求学法》。他说：“读书诚然是求学的一种很重要的条件。但是我们总要记住一点，就是绝不要被书把我们蒙住，竟不肯自己去亲身观察。现在的时代是动的时代，事事在那里继续变化，如果只记住一些过去的事实，是没有大用处的。我想上面所提的三种方法——亲自到过，亲眼看过，亲手做过——是最重要而最有效力的求学方法。”毫无疑问，这是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方法的最为重要的渊源。1923年张彭春用现代化观点主持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与北师大合办“中学课程研究班”，这是他写的《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博士论文第一次应用在中学课程研究之上。他首先阐明改革教育、改革课程与中国社会变迁的紧密关系，其次改革教育、改革课程都必须为了“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仅就教育论教育、课程论课程是没有出路的。1935年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现代化”也是这个道理。

1923年，清华学校已将改创清华大学列入议事日程，为此，清华学校向张伯苓请教办南开大学的经验，张伯苓将“南开大学的计划人”张彭春借调去清华学校，张彭春被聘为教务长。1928年清华大学成立，张彭春积极的工作为此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927年张彭春回归南开，成为南开大学教授。在1927年6月21日至7月2日南开中学召开的学校工作改革讨论会上，张彭春提出“开辟的经验”的教育，讨论会成员一致认定这是南开教育的一个新方向。这是一个“从教育入手使中国现代化”的试验。1929年9月8日，张彭春在南开中学全校集会上讲《南开教育的一个新方向》，重申此观点：“现代教育之目的，在养成第一国民之现代力”。张彭春说：“简明地说来，学校是辅助，指导学生锻炼他们的能力，希望他们照一条路走去，将来对于国家和自己都有好处。大家所求于学校的，便是经验较多，能力较强的人，帮助我们，满足我们的需要，使我们得逢充足的生活力，踏定脚跟立在世界上。所以求能力便是教育的一个最明显最精当的界说。……如果成功了，我们便可造就些有现代力的青年，我们大中华便可占据一席之地于世界了；如果不这么办，教育便破产，中国前途便无法向前了。我们希望在南开造成一个现代的活环境——能锻炼出现代力来的环境。这种活环境是什么呢？便是‘开辟的经验’。”

张彭春的戏剧志趣深受其家庭环境的影响。其父张云藻“不以科举功名为重，弹拉吹唱，无一不精”，与当时号称“伶圣”的“内廷供奉”著名京剧演员孙菊仙互为知音，因此张彭春自幼就被戏剧的魅力所吸引。其兄张伯苓少习西学，长游欧美，不仅是教育实干家，也是早期话剧的倡导者。这就使得一直师事长兄的幼弟，有可能在熟悉西皮二簧、关汉卿和王实甫的同时，也能接触到莎士比亚和易普生，参加“藉演戏以练习演说”。

张伯苓提倡戏剧，把戏剧作为美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手段。他说：“戏园不只是娱乐场，更是宣讲所、教室，能改革社会风气，提高国民道德。”因此，曹禺认为，“南开新剧团是我的启蒙老师，不是为着玩，而是借戏剧讲道理，它告诉我戏是很严肃的，是为教育人民、教育群众，同时自己．也受教育。”在南开，戏剧被作为一种极富实践性和感染力的教化方式在运用。

张彭春对于中国话剧运动最积极的影响，莫过于他作为一个视野开阔技术娴熟的导演，从1916年到1936年，通过前后二十年的导演活动，在天津和整个华北地区扩大了话剧的影响，播撒了话剧的种子，提高了话剧的水平。作为导演和编剧，他的见解和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是在1918年10月，参与编导了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多幕剧《新村正》。此剧以天津农村为背景，通过一个农民皆曰可杀的恶霸地主，在辛亥革命之后又当上新村正的故事，指出辛亥革命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从导演方法上，张彭春都师法欧美，并且他确立的排演方式成为了南开新剧团的制度。张彭春不仅重视反映中国社会现实的新剧的创作，他还以严肃的艺术态度，把果戈理的《钦差大臣》、易普生的《娜拉》、《国民公敌》以及印度“诗哲”泰戈尔的《齐德拉》等作品搬上中国的舞台。与此同时，根据英文编译了包括《十二镑钱的神情》、《可怜的装加》、《求婚》、《打是亲热骂是爱》、《虚伪》、《好事多磨》、《最后一计》在内的一批世界著名的独幕话剧中的精品。他介绍西方名剧，主要采取两种方式：一是完全按照原著,比如《娜拉》和《国民公敌》；二是把原著的故事和人物中国化，比如《财狂》就是《悭吝人》的改编本。导演一职非他莫属，只不过正如当时新剧尚未被正式命名为话剧一样，话剧导演的职称也还没有统一，因此报刊上只是称为“张仲述先生导排”罢了。

张彭春的贡献还在于培养了曹禺等具有世界声誉的剧作家。曹禺曾自陈：“从1925年，我15岁开始演戏，这是我从事话剧的开端。感谢南开新剧团，它使我决定搞一生的戏剧，南开新剧团培养了我对话剧的兴趣。当时新剧团的指导老师张彭春给予我很大的帮助。”他又在《雷雨》（序言）中写道：“我将这本书献给我的导师张彭春先生，他是第一个启发我接近戏剧的人”。曹禺第一次接受张彭春的艺术指导是在排演丁西林的《压迫》和田汉的《获虎之夜》时，后来曹禺又出演了易普生《国民公敌》中的裴特拉、《娜拉》中的娜拉等经典角色。由于这些演出，曹禺深得观众喜爱。因此，曹禺和南开新剧团的伉鼐如、张平群、吴京、李国琛等人被天津市文艺界誉为“南开五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7月30日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张彭春连夜化装逃离天津。1937年9月至1939年1月，张彭春被国民政府委派到英美宣传抗日，争取外援。1939年6月他被美国克拉克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其后任驻土耳其全权公使（1940-1942年）和驻智利大使（1942-1945年），1942年3月在任土耳其全权公使期间曾在伊拉克巴格达发表重要讲话，详细阐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1946年1月10日至2月14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在伦敦召开，张彭春作为中国4位正式代表之一出席会议，大会期间被任命为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常任代表（1946-1952年）。1947-1948年张彭春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和起草委员会副主席，为《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今日的《世界人权宣言》文本中，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得益于张彭春的努力：

首先，主张《世界人权宣言》应当融合儒家思想，将“仁（良心）”的概念写入了《宣言》序言。起草工作之初，张彭春就曾礼貌而委婉地告诫其同事避免使法案渊源过度西方化，他甚至建议联合国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在收集世界各国的权利法案和条款前，先花上几个月时间好好学习一下儒家的基本知识。在讨论《宣言》草案第1条时，张彭春提出，应当加入一个儒家的概念，与“理性”共同作为人类的一项基本特质。他说，这个概念从字面上应当翻译为“人与人之间的感知”，在英语中也可以被表述为“同情”或者“对于同胞处境的感同身受”，这个概念就是“仁”。张彭春的建议最终得到了采纳，但颇为遗憾的是，“仁”在英文文本中被翻译为了“良心”一词，这多少曲解了张彭春以及儒家思想中“仁”这一概念的本意。

其次，坚持文本的开放性，让不同文化、宗教传统都能以各自的方式和角度解读《宣言》。在起草过程中，不少来自基督教传统深厚的国家代表反复提出，希望加入类似人类由“造物主”创造、人权由“上帝”赋予的表述，张彭春对此予以坚决反对。他在发言时提醒各国代表，《宣言》的宗旨是要使其能够普遍适用。张彭春指出，中国有着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中国人有着与西方基督教不同的想法和传统，例如要做善事、懂礼貌、守规矩以及善待他人。他作为人权委员会的中国代表，并没有强行要求将这些理念写入《宣言》，他希望他的同事们能用相似的角度考虑问题。张彭春表示，对于那些信仰上帝的人们而言，他们完全能从《宣言》开放性的表述中发现上帝的存在。张彭春的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拥护与支持。

再次，强调社会与经济权利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英美法的权利体系主要强调公民与政治权利，例如言论自由、选举自由乃至推翻暴政的自由。鉴于此，英国和美国代表在起草过程中提出，《宣言》包括这些政治权利就够了，不应当包括那些并不具有可执行性和可救济性的所谓“社会与经济权利”，例如工作权、教育权以及获得社会救助的权利。张彭春对于上述主张并不认同。他告诉各位来自西方国家的代表，远在其成为现代概念之前，经济与社会公正已经是具有两千五百年历史的中国儒家理念。在一次经社理事会的发言中，张彭春引用了《礼记·礼运篇》中的一段话来说明社会与经济权利的重要性：“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张彭春的主张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阵营和拉美国家的支持，《宣言》最终将社会经济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最后，支持“义务”与“权利”具有同等重要性。在一次调停中，张彭春特别强调，要理解权利就必须将其与义务相联系。一个人只有意识到他的义务，他的道德水平才会进步，而联合国的目的应是增加人们的道德高度，不是促进自私的个人主义。上述对于“权利”与“义务”之间关系的阐述最终被体现在《宣言》的第29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