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人游乡校以以执政子产便是最早的事例。黄氏《学校篇》似乎曾受到苏轼的名作——《南安军学记》——的影响。苏轼说“古之取士论政必于学，有学而不论政，不取士，犹无学也”。
《明儒学案》中的领袖人物，在东林诸儒以前，鲜有以陈政事、论治道著称者。
以王阳明而论，他集中奏疏都是讨论具体事务的，只有《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涉及治道（正德元年）但他即因此下诏狱、谪龙场。此外还有一篇《谏迎佛疏》，大可媲美韩愈《论佛骨表》，但此篇“稿具未上”
王艮于1520年初谒阳明，纵言及天下事，阳明曰：“君子思不出其位。”王艮又说：“某草莽匹夫，而尧舜君民之心，未尝一日忘。”阳明答道：“舜居深山与鹿豕木石游居，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最后王艮又补上一句：“当时有尧在上。”
阳明的致良知教何以从不直接涉及政治理论。阳明说教的对象根本不是朝廷而是社会。专制君主要使“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现在阳明却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而良知则是人人都具有的。他便把决定是非之权暗中从朝廷夺还给每一个人了。从这一点来说，致良知教又涵有深刻的抵抗专制的意义。阳明学以避开政治的曲折方式开抗拒专制，流传既久，其抗拒精神不免流为政治冷感。
顾宪成说“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主要即指王门传人而言。
明、清儒家也往往流露出另一种关怀，即怎样在分配公平的大原则下对富户也加以适当的保护。这也可以看作是《周礼》“保富”观念的一种发挥。宋代苏辙认为王安石变法过分损害了富民。
“（今）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然州县赖只以为强，国家持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持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
司马光也持论相近，南宋叶适则发挥得更多。十五世纪末丘濬借《周礼》“大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之文，发挥“藏富于民”的观念如下：
诚以富家巨室，小民之所依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先王以保息六养万民，而于其五者皆不以“安”言，独言“安富”者，其意盖可见也。
黄绾在十六世纪著《明道编》
“今之论治者，见民日就贫，海内虚耗，不思其本，皆为巨室大家吞并所致，故欲裁富惠贫，裁贵惠贱，裁大惠小；不知皆为王民，皆当一体视之。在天下，惟患其不能富，不能贵，不能大，乌可设意裁之，以为抑强豪、惠小民哉？纵使至公，亦非王道所宜也。”
丁元荐《西山日记》记他的父亲的话：先大夫常言，大家巨室，一方元气；元气各处萧索，国运从之矣。
祁彪佳论救荒也重视《藏富于民》的观念，并说：“救荒要在安富。富民者，国之元气也。……富者尽而贫者益而何赖哉！”
顾炎武《菰中随笔》引龚子刍之言曰：“无富民则何以成邑？宜予以休息，曲加保护，毋使奸人蚕食，使得以其余力赡贫民。此根本之计。”
王夫之在《黄书·大正》篇中说：
“卒有旱涝，长吏请蠲赈，卒不得报，稍需日月，道殣相望。而怀百钱，挟空券，要豪右之门，则晨户叩而夕炊举矣，故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
唐甄说：“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
从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末，代表了儒家思想的一个新的动向。儒者已不再寄希望于朝廷积极地有所作为，而是要求政府不对民间致富的活动加以干扰。明、清富民论的基调有助于现代儒家接受西方的观念。
顾炎武在《郡县论五》：“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命理历史人文》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至于当官之训，则曰以公灭私。……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
“公”的出现是为了使“私”的普遍实现成为可能。
陈确在《瞽言二·并田》：“学者先身家后及国与天下，恶有一身不能自谋而须人代之谋者，而可谓之学乎？”
唐甄自述云：“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
阳明答学生之问，“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何妨于学？学何贰于治生？”
个人的尊严和独立离不开“治生”的物质基础，这是明清儒家的一个新的认识。钱大昕说得最清楚，“与其不治生产而乞不义之财，毋宁求田问舍而却非礼之馈”
“个人自主”是晚晴今古文派攻击儒家的一个最有力的武器。但事实俱在，这个武器的主要原料还是儒学本身所提供的。
以上节选自余英时《现代儒学论》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原籍安徽潜山，当代华人世界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
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首届汉学奖。
余英时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有开创性研究，是罕见曾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校延聘正教授者。他著作等身，凡数十种，包括《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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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余英时《明清儒学的思想与基调》发布于2021-05-10 08:4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