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末年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继承了这一思想,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孔子把对“和”与“同”的不同态度和取舍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和”类似现在人们讲的包容、宽容、吸纳、融通,“同”是贬义的,类似现在的同流合污。《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天地万物才有了自己的秩序和发展。儒家在追求这种“致中和”的理想状态,认为做事要不偏不倚、不狂不狷和不走极端,这一点是符合辩证法的。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接见日本前众议院议员横路孝弘时说:“中年嘛——尽管不乏未老先衰者——为确保中庸是十分必要的。”显然,周恩来不畏惧有人说他中庸。
儒家主张“俭以养德”,“廉者,清不滥浊也。”周恩来一生秉持了勤谨治国、清廉为政的道德。
儒家称赞人性中的“侧隐”,兼有此德才能成为君子。少年周恩来受儒家道德濡染,那种侧隐同情之心就体现得超乎寻常。1914年,写了《射阳忆旧》一篇文章,回忆9岁时的一件事:看到一个受害人的孩子,在杀害自己的父亲的仇人面前哭泣甚哀。旁观者皆泣下数行。而周恩来:“余不知何故,见彼童子哭痛,亦随之失声而号。如此情况,为余幼年所未经。”恻隐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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