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视野】儒家思想在东亚的传播

一种文化形态一旦成型，就不再只属于创造者，而是属于一切吸收该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改革以使之符合自己民族或国家现实情况的人类了。国际公认着，中华文化便是如此。而中华文化是以由六经传递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为核心，并在诸子中以将释六经作为己任的儒家的主体思想为主导思想的，所以，在中华文化的辐射区中，儒家思想就自然而然成为广泛传播扎根各处的思想了，这个辐射区，就地域相近而言，就是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了。

东亚文化圈指以中国为核心，包括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等东亚国家在内的，使用或曾经使用汉字，承袭汉文化的跨地域性文化地理单元。古代东亚文化圈孕育于公元4、5世纪，形成于8世纪。东亚文化圈的基本要素为汉字、儒学、中国式律令制度与农工技艺、中国化佛教等。这些要素给东亚诸国的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深刻影响，主导了东亚各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生活。就该文化圈中文化传播的工具或核心思想而言，也可称之为汉字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

中华文化中的儒学

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名、阴阳、纵横等百家争鸣。秦代尚法家，又盛行神仙之术。两汉时儒学盛行，并逐渐定于一尊。六朝隋唐时，儒释道并举，释道之位益尊。宋以后理学对社会上层的意识形态曾长期起支配作用。理学以儒家价值为根本，广泛吸收利用释道的义理，使儒学有了新的发展。近代以后，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儒学也取得了新的形式，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一直占有主导的地位，儒道的结合构成了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

中华民族在儒学思想的熏陶下形成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就是《易传》所称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健文明，应乎天而时行"，如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这种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奋斗不息。

中华文化的认同力和适应性都很强。认同，使中华文化具有内聚力，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历千年而不衰；适应，则使中华文化顺应环境的变迁，不断调整发展的轨迹，适时应变，与时俱进。至于而今，二者更需并进。

自中华文化形成之后，在文化辐射的过程中，儒学对韩半岛和日本的影响尤为突出。

儒学对韩半岛的影响

韩国学者全海宗指出：“给韩国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化是儒教文化（儒学、政治制度—包括科举制度和教育制度—和生活伦理）和通过中国传来的佛教。韩国从不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儒教思想成为韩国的政治、思想、伦理、教育、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甚至比中国更趋于形式化和礼仪化。”韩国学者李瑞行指出：“韩民族从上古时代的很早时候起就与儒教建立了联系，这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和民族文化的性质的调整及确立起到了很大作用，其中是非功过很难评说，但对韩国人形象的确立是有着很大贡献的。”

公元前4世纪卫满朝鲜和汉四郡时代，集孔子思想之大成的儒学思想部分传到韩半岛。正式接受并应用孔子的经学思想是在三国时代。三国时期，高句丽首先接受中国文化。百济从海上与中国通航，使儒学传入，于公元4世纪设立大学。新罗是通过高句丽和百济传入儒学的，于7世纪中叶开始设立国学。统一新罗时期，儒学被定为“国学”，9世纪末设立读书出身科，以论语、孝经、礼记、春秋左氏传为考试的范围。元朝时，朱子学传播到了高丽。最先传播朱子学的是安王向，他到元朝的燕京接触到《朱子全书》，他从中国要来孔子和七十二贤的画像及祭器、乐器、经史等文献，在国学上设立赡学钱，自己成为经史教授导监师，为复兴唐宋儒学打基础。白颐正在燕京10年，潜心研究程朱理学，回国后，向李开贤、朴忠佐等传授。15世纪，朱子学成为朝鲜的统治理念。李氏朝鲜设立成均馆和五部学堂，讲授儒学。16世纪中叶，著名儒学学者李退溪、李栗谷等发展了朝鲜的朱子学。朱子学支配朝鲜学术界500年。

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和生活哲学一直影响着韩国，已经渗透、扎根于韩国社会之中，尤其体现在教育、礼仪等方面。同时，它在韩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现代韩国社会，儒教虽然没有像过去一样享受传统的特权地位，但悠久的儒教传统已成为人们的行为和习惯，如热爱国家、孝敬父母、尊重他人、遵守秩序、保持礼仪、关心他人，这些精神和态度仍然在韩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儒学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古代文化最早是狩猎采集文化，源于中国长江流域的稻作文化传入日本后，进入农耕文化阶段。日本学者木宫泰岩指出：“秦人、汉人对于日本精神文化所起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他们使用的语言文字，是以汉人数千年来的文化为背景，具有极为复杂的内容；他们带来的思想中，既有儒家的思想，也有道家的思想，还有阴阳五行以及谶纬的思想。通过他们，日本语言的内容深化了，日本国民的思想丰富了。”

儒学东渐日本，源于两汉，兴起于唐宋，盛于明清。儒家经典在日本的流传，起初是汉唐注疏，其后是宋学。儒学的传入，促进了日本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公元285年，百济学者王仁携带《论语》十卷等去日本。公元6世纪中叶，五经博士段扬尔、汉安茂、王柳贵等先后东渡，日本人开始系统地学习儒家典籍及其思想，特别受到日本贵族的重视。

公元603年圣德太子进行政治改革，制定了“冠位十二阶”，按中国儒家的德、仁、礼、信、义、智的顺序排列。公元604年，由圣德太子亲撰的《宪法十七条》，试图按照儒学思想建立理想的封建秩序，其条文用语多出自中国诸子百家，可谓集汉籍之大成，成为古代日本文化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一个典型。总的精神是“以和为贵”、“君尊臣轻”，体现了以儒家精神作为贵族官僚的政治、道德规范的意图。公元8世纪初，颁布《学令》，规定在大学或国学推行经书教育，以《论语》、《孝经》等为必修课。

公元1276年，中国儒生李用“浮海至日本，以诗书教授，日本人多被其化，称曰夫子”。镰仓时代（1185-1333年），有学问的世袭学者都出自博士家，由学问僧和渡来僧输入《宋学》（朱子学）到日本。到德川幕府时代，朱子学、阳明学、实学都得到发展。朱子学通过朝鲜的“退溪学”对日本产生了很大影响。德川中期，荻生沮徕著有《辨道》、《辨名》、《论语征》等，对儒家古典进行解释和体系化，发展了以礼为中心的儒学学说。德川幕府奉朱子学为惟一正统圣教，严禁“异学”。江户幕府时代（1624-1867年），日本的朱子学成为 “官学”，纳入学校教育，在各藩的学校中教授儒学，出现了专门研究朱子学的儒家学派。各级学校以儒家经典为教科书。一些武士和官员为有儒家修养而骄傲。幕府时代，日本统治阶级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学中的尚武精神与忠君、孝道等思想与日本社会中传统神道观相结合，在日本培育了武士道精神，突出忠、义、勇、礼。

17世纪中期以后，日本出现阳明学。中江藤树之后，大致分为“存养派”和“事功派”。“存养派”是与中国阳明学派非常相似的具有强烈内省性格的“德教派”。“事功派”吸取了阳明学中突出“自我”的“心理合一”论、“自尊无畏”的“良知”论，以及强调“诚意”、“笃行”的“知行合一”论，力求使主体通过能动的道德修养过程完成自我人格的复归。这种思想为冲破陈旧观念、争取思想自由、瓦解封建体制、促进明治维新、发展资本主义，起了积极作用，也为武士阶层崛起以及日后军国主义勃兴埋下了伏笔。

日本儒学也注重多元、包容和融合。在江户时代，林罗山主张“本朝神道是王道，王道是儒道，因无差等”，“神道即理也”，以朱子学之理改造和取代日本的神道，实现神儒合一。明清时期，由于中日两国学者的频繁接触，大量汉文书籍的东传，儒学各流派学说传到日本，对日本思想界及整个国家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清初，中国大儒、明朝遗臣朱舜水移居日本，讲学授道，很受朝野欢迎，所谓“赞儒道大美，颇有朝闻道夕死而可之意”。通过日本儒学大师石田梅岩等发起的社会教化运动，把儒家精神内化为日本民众的普遍道德原则，儒家思想深入渗透到日本民众的行为、观念、习俗、信仰、思维方式以及社会心理结构之中。

儒家思想在越南等国家也有过很长的传播历史，到现在也正影响着印尼和新加坡等地，我们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关注一些同时代的中华文明传承者，这将对我们大有益处。

八字命理六爻奇门遁甲六壬太乙神数术数中医：高桥国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