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鲁迅如何谈“红楼梦”

鲁迅不是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家。虽然不是，但却在不少的地方谈及过《红楼梦》，且都见解独到，意义深邃，尤其是对忏悔意识的论述，更是给人以别一种层面上的启迪和感悟。
鲁迅十分赞同胡适的观点，确认《红楼梦》是一部自叙传，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谓《红楼梦》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鲁迅全集》第九卷，235页）与此同时，鲁迅不仅认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而且还进一步论证其是一部“罪孽”性的忏悔录。同样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他又说：“但据本书自说，则仅如实抒写，绝无讥弹，独于自身，深所忏悔。此固常情所嘉，故《红楼梦》至今为人爱重，然亦常情所怪，故复有人不满，奋起而补定圆满之。此足见人之度量相去甚远，亦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鲁迅全集》第九卷，238页）鲁迅这段话的关键，是确认曹雪芹是他人所不及的小说家，《红楼梦》之所以为人所爱重，就在于书中浸润着“深所忏悔”之情。有人于此不满意，往往就去续一些“圆满”的尾巴，其结果，就更衬显出曹雪芹的高不可及。
事实上，忏悔意识就是一种真诚的反省意识。在中国传统的“大团圆”意识中，忏悔或者说反省意识是极为鲜见的，《红楼梦》或许就是一个首例的范本。因此，鲁迅就将其拿来与同为晚清的小说作比较。他说，《红楼梦》之所以比晚清谴责小说成功，就在于作者始终与笔下人物共忏悔。他进一步比较：“中国之谴责小说有通病，即作者虽亦时人之一，而本身决不在谴责之中。倘置身事内，则大抵为善士，犹他书中之英雄；若在书外，则当然为旁观者，更与所叙弊恶不相涉，于是嬉笑怒骂之情多，而共同忏悔之心少，文意不真挚，感人之力亦遂微矣。”（此段为刘再复先生据鲁迅最早油印本《小说史大略》所引证）鲁迅从这一角度观照，即把“共同忏悔之心，视为了一种美学资源，一种达到了“文意真挚”而获得“感人之力”的途径。这既指出了谴责小说的根本弱点，也说明了《红楼梦》之所以成功的主因。其分野就在于：谴责小说的作者如若将自已置身于小说之中，就必是英雄之类；如若置身于小说之外，就是一个旁观者，与其中的人物毫不相干。而《红楼梦》，则因其自叙而忏悔，就必与书中人物灵心相印，感同身受，无疑就血脉相连、自然亲切，也唯其血脉相连和自然亲切，便必然与读者产生心灵的共鸣，以及“为人所爱”。其实所有的文章，莫不如是。你只要真诚的写，纵使文字笨拙，也比漂亮而无实质内容甚而空泛的文字要感人得多。这应该是真理。
《红楼梦》的忏悔意识浸透全书，并构成其大悲剧的核心，如果以其“罪孽”及至忏悔意识论，其主要承担者，或许就是曹雪芹自身在小说中人格化了的贾宝玉。鲁迅说：“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也屡与‘无常’觌面，先有可卿自经（尽），秦钟夭逝；自又中父妾厌胜之术，几死；继以金钏投井；尤二姐呑金；而所爱之侍儿晴雯又被谴，随殁。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鲁迅全集》第九卷，231页）从鲁迅这一精准的论述中，尤其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唯宝玉能感悟的高度概括中，我们领会到了贾宝玉真诚的“负罪”感，在共谋性犯罪犯的氛围里，只有贾宝玉才甘愿担当这独一无二的承担者。他意识到，林黛玉、秦可卿、晴雯、金钏儿、鸳鸯、尤氏姐妹等人的死亡都与自已相关，有的与自已的情感相关，有的与自已无形中的参与制造相关，因而他有着一种灵魂叩问的大迷惘和大忏悔，并因此而把所有的不幸担当在了自已的身上。相比较，林黛玉是“质本洁来还洁去”，或许说是“还泪”，但并不承担“罪责”，而贾宝玉却如同受难的基督一样，成了《红楼梦》中所有大不幸的担当者。也正因此，哪怕一丝一纹，都会“恨别鸟惊心”。比如，当贾宝玉在山坡上听到林黛玉吟唱《葬花词》时，竟“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红楼梦》第二十八回）片语传情，这就是对俱有悲悯情怀的贾宝玉，或者说曹雪芹自身最真实的写照，也是忏悔意识的曲折反映。鲁迅先生的论述，言简意骇，一下就抓住了本质，并由本质延伸出“负罪”感，再由“负罪”感演释出更俱普遍意义的忏悔意识以及自省意识。
鲁迅先生的这一思路，还为我们引伸出又一种感觉，即贾宝玉的忏悔意识，不仅之于林黛玉和其他女儿们的死亡，同时也之于自已的妻子薛宝钗。虽然薛宝钗重名教，贾宝玉讲性情，两者情理相悖，是事实，但归根结底却是夫妻，毕竟是由命运连接在一起的生命。因而，贾宝玉对薛宝钗指责他不重名教为“忍于抛弃天伦”时，也只能表现为一种无可奈何的“仰头微笑”。这种无语，或许也是对自已“罪责”的一种默认。《红楼梦》的了不起，就是没有忘记自已是文学，所以从头至尾就没有给二者下任何好与坏的结论。鲁迅先生在这层意义上，也曾明确地赞扬《红楼梦》抛弃了“写好人绝对的好，坏人绝对的坏”的传统观念，说：“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大不相同。”（《鲁迅全集》第九卷，233页）这其中的“旧套”，就无疑包括那种论人义事非好即坏的二值判断。《红楼梦》的多重暗示，就是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善恶观，在把薛宝钗自身人性深度表现出来的同时，也把贾宝玉对她的负疚感融入其中。就是说，贾宝玉既欠了林黛玉的债，也欠了薛宝钗的债，甚至欠得更多，他的出家不仅“抛弃”了妻子，也“抛弃”了即将出生的儿子，或许就是这种忏悔意识的深度纠结，这种无法摆脱的“罪孽”感，才迫使他选择了一种灵魂的救赎。
鲁迅先生对《红楼梦》忏悔意识的论述，无疑地，为我们阅读《红楼梦》提供了又一种体验。如果我们只谈悲剧不谈忏悔意识，也就只能是纯悲而悲；融入了忏悔意识，就更俱有了性格组合的深层意义，就更容易还原于人的原初本性，就更容易从多角度、多视野来观照《红楼梦》所俱有的人生认识价值和不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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