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岁军首长的言传身教

       自1970年入伍，至1978年调离，我在万岁军——陆军第38军工作了八年。八年中，大概有一半时间在军司令部工作，先是在侦察处帮助工作，后任司令部直属政治处政治干事。

       在军司令部工作，有较多机会接触军和司令部首长。侦察处作为军司令部的第二处，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主要负责搜集军事情报、组织战时侦察活动，以及领导全军侦察分队的训练和军直属侦察连的行政工作等。）经常要到军首长办公室或家中传递文电、呈批件等。逢到演习，此类活动便会更加频繁，接触首长的机会也更多。

       回忆起来，我在38军工作期间，直接接触过的军首长有：军长朱月华、李连秀、军政委王丕礼、军副政委徐炜，军司令部首长有：参谋长李权、副参谋长李宝贵和郝世忠、李一星等。

       众所周知，38军作为一支有着红军基因的老部队，作风优良，战斗力过硬，是解放军的绝对主力。特别是在抗美援朝二次战役中，更是打出了万岁军的荣誉。我在38军工作那段时间，当时的军首长及司令部首长，几乎都是经历过战争考验的一代人。他们基本上都是解放战争时入伍，到抗美援朝战争时，都是团、营领导。他们战争经验丰富，个人经历传奇。因此，在司令部工作期间，我通过首长们的言传身教，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特别是他们在战争年代养成的优良作风，尤其令我终生难忘，受益匪浅。

       我到38军不久的1972年，军长刘海清便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副军长朱月华晋升为军长。

       大概是1974年吧，北京军区给38军下达了组织军直属侦察连和三个师属侦察连赴内蒙古边防执勤训练的命令。接到命令后，军侦察处组织各侦察连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并勘察了各连的开进道路，还赴内蒙边防进行了实地勘察，并与当地部队进行了必要的协调。因为那是一次涉及4个连队、具有一定规模的军事行动，所以正式出发之前，需要由侦察处起草一份命令报军长批准后，下达给各师并上报北京军区。当时，命令是由时任司令部侦察处长口述，由我记录并整理而成。我是个入伍刚二三年的新兵，根本不懂作战命令之类的文书格式与内容，对军事术语也知之甚少。所以，那份命令体现的完全是侦察处长的真实水平。

       命令准备好后，侦察处长在上面签字，并由我呈送给朱月华军长签批。进入军长办公室，送上命令，军长让我坐在他办公桌对面椅子上，便认真地审阅起来。看完后，军长问我，“这命令是谁起草的呀？”我如实作了回答。军长又说:“这不像一个老同志的水平呀！”从军长的言语中，我明显地感到了他对这份命令及处长的不满。接着，军长对我说：“你先回去吧，命令先留我这里，一个小时候你再来取。”

       从朱军长办公室出来，我没有回侦察处，而是到外面溜达了一个小时，然后又去军长办公室取命令。进去后，军长递给我他用铅笔在白纸上重新起草的一份命令草稿，并对我说：“这是我重新起草的命令，拿回去让你们处长好好看看！”

       回到处里，我将军长重新起草的命令交给处长，并如实传向他达了他军长指示。谁知，处长连看都没看一眼就对我说：“既然是军长亲自起草的，我还看什么，你原封不动地誊写一份，再送军长签批好了！”

       在誊写过程中，我将体现处长水平的和体现军长水平的两份命令进行了认真对照。虽然我是一个新兵和外行，但也能看出，军长的那份水平明显高出一筹。命令内容虽然一样，事儿还是那些事儿，但被军长交待得井井有条，清清楚楚。特别是命令中所使用的军事术语十分规范，文字也格外精练。我为军长的军事素养、文字水平所折服，心想，不愧是38军军长，还真是有两下子。同时，我也为侦察处长的不大虚心的态度而感到遗憾。

     55军军长朱月华在对越作战前线旧照

      此后不久，在38军组织的首长司令部带通信工具的抗登陆作战演习中，朱军长的言传身教又使我受到一次教育。此次演习的想定是：入侵之敌于塘沽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登陆，38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奉命从保定地区向天津一带机动，进入预定阵地并对登陆之敌实施反击。演习第一天，由十多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从保定出发，按照预定路线向部队展开地域摩托化开进。我们侦察处的吉普车位于车队中部，车上坐着处长和包括我在内的三名参谋人员。车队行驶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突然停在了一座桥头。此时，通信员从车队前部跑步来到我们侦察处人员所乘吉普车跟前传达军长指示，命令侦察处长迅速到他那里去。

       当时，处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因为是演习，又是机动途中，一路上处长都在睡觉。听到命令，他赶紧下车，睡眼惺忪地快步走到军长跟前，我们几个参谋人员也紧随了过去。见到侦察处长后，军长站在桥头，指着桥下的河流问道：“肖处长，这条河是什么河呀？”对军长突如其来的提问，侦察处长竟半天没有回答上来。其实，我们几个参谋人员是知道这条河的名称的，但又不敢给处长作出提示，怕军长生气说我们多嘴。看到侦察处长的窘态，军长便也没有再说什么，直接告诉他说：“这条河是拒马河，是战时部队向天津方向机动的主要河流障碍之一。”然后就让处长回去了。很显然，军长是有意要考试一下侦察处长对华北一带地理情况的熟悉程度。其后几天，侦察处长的情绪明显不高，可能是因为在军长面前失去了颜面的原故吧。

       朱月华军长于1978年调到广州军区55军任军长，并指挥该军参加了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据说，55军是那次反击战中打的最好、消灭敌人最多的一个军，这无疑与朱军长的卓越指挥才能密不可分。战后，朱军长升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 

      在38军司令部工作的几年中，接触比较多的首长还有司令部参谋长李权。解放战争中，李权参谋长可能干过侦察工作，他曾经给我讲过他化装成大姑娘，深入敌后进行侦察的故事。作为军司令部首长，李权特别重视对参谋人员的言传身教。记得有一次军事演习期间，他亲自带着一名叫姓邓的作战处参谋，一对一地进行传帮带，包括各种作战文书的起草、绘图标图等等。

（注：李权同志系湖南省湘潭人，1921年11月出生，1937年12月参加革命，1938年8月入伍，194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分队长、参谋、营长、教导队队长、副大队长，处长、副师长，38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参谋长，天津警备区顾问，政治学院基本一系副主任等。）

       我也有幸得到过一次李权参谋长面对面的言传身教。有一年，侦察处派我到112师侦察连在易县某地的攀登训练场蹲点。训练结束后，我写了一份该连组织攀登训练的经验总结。这份经验总结，经侦察处长修改并报参谋长审阅，准备以电报形式上报北京军区并转发38军各师。

       我是晚上将材料送到参谋长家里去的。进门后，参谋长让我坐下，他便接过材料看起来。看完后，参谋长对我说：“经验总结得很好，但是，作为电报，文字略长了些。今天晚上咱俩就在这里压缩、修改一下吧！”

       就这样，参谋长带着我，一句一句地修改起来。一边修改，参谋长还一边给我讲解，为什么要那样修改。每改完一段，参谋长便要我念给他听一边。听到那句话不满意，他便让我停下来，拿过稿子继续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就这样，我陪着参谋长一直从晚上八点工作到了十二点多，才修改完毕。这时，我起草的经验材料早已被参谋长修改的面目全非了。

       从参谋长的此次言传身教，我不仅学到了写作知识和文字技巧，同时也深深地为其对待工作的严谨态度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所感动。

       经过参谋长修改的经验材料上报军区后不久，很快便被批转给了军区所属各集团军。我心里很清楚，这份给38军增添荣誉的电报稿，之所以能够被军区转发，除了我总结的攀登训练经验有一定参考价值外，与参谋长在文字上的润色是分不开的。

      1978年，我从38军调到后勤学院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新的岗位和工作中，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与我在38军所受到的锻炼密不可分。特别是万岁军首长们的言传身教，不仅使我增长了军事才干，提高了文字水平，而且使我养成了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

       时光如箭，岁月如梭，自离开38军，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所接触过的那些军首长们也都陆续作古了，但他们身上万岁军所固有的精神风貌将永存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