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字最危险的时候,差点被我们废除不用了,想想这是多么可怕

清朝末年，中国积贫积弱，外加西方的殖民侵略，中国人压抑到了极点！正是这个原因，激发了一大批发奋图强，救国救民有志优秀青年家、专家，不断反思国家落后的根本原因，一些国人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中国之所以落后、腐败是因为陈旧的传统文化在作祟；而旧传统文化之所以这样顽固是因为汉字！！所以接下来就还真有人信！！

这股风潮也不知受什么影响就传播开来了！因此要想拯救中国，就必须扫除旧文化，批斗旧社会；而要扫除旧文化，就必须先废掉汉字。就此，一场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废除汉字的狂潮诞生了。最终成功了吗？很明显没有！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列强的巨大压力，一直处于救亡图存的风云中，民族自信心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开始逐渐的全盘否认自己的一切传统文化。觉得传统文化是愚蠢的、是罪恶的、是不能和西方文化相提并论的。而孔学、道教、佛教则被认为是妖言、邪教。

1917年2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写作。

钱玄同，时任北大教授。最初他是一名复古派。但清朝覆灭后，他认为应该向先进的西方文化看齐，用西方文化来改善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

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钱玄同谈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须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

既然要“废灭汉字”，就要找一种文字来替代汉字，1920年代赵元任提出国语罗马字，1930年代瞿秋白提出拉丁化新文字，还有钱玄同主张的直接借用世界语，其本质都是想用字母文字来取代象形会意的方块汉字。

从人类的文明史来看，对一个民族而言，有两种危机的爆发称得上是“最危险的时候”：一是遭受侵略，是谓亡国之险；一是文化衰微，是谓亡种之虞。而相较于因外族侵略引发的亡国之险，因文化衰微而引发的亡种之虞其实更为堪忧，也更为可怕。而当时的中国，这两种危机同时并存。可谓中国距离亡国灭种仅有一步之遥。

事实上，二十世纪初，在因日本侵略而引发的亡国之险爆发之前，文化上的衰微，尤其是汉字，作为汉民族文化的底线与凭依，其危机已然发端。远在甲午战争战败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已经开始痛定思痛地自我反思与批判，到了五四运动，这种勇于自我批判的精神终于点燃了新文化运动的烽火，并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如能客观地回头审视，就会发现，新文化运动本身同样需要反思，笔者以为其中最需要反思之处，就是新文化运动中欲求“汉字革命”而致“废灭汉字”的态度。

可见，当时知识分子欲求汉字革命的初衷，是认为汉字的书写认记之难影响了国民普及教育的推广。在这种想当然的线性逻辑关系中，汉字只是一种纯粹的书写工具，仿佛与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并无什么本质的关联。傅斯年更是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人知识普及的阻碍物多得很，但是最祸害的，只有两条：第一是死人的话给活人用，第二是初民笨重的文字保持在现代生活的社会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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