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南郡还荆州孙权趁结盟狠敲了刘备一笔

有句歇后语叫做“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看《三国演义》里“借荆州”这一段，给人的印象就是刘备狡黠，鲁肃大方，周瑜小气，最后孙权反悔。但真相真的是这么简单么？

荆州到底是谁的呢？直到魏蜀吴三国正式建立之前，法理上荆州自然是大汉皇帝的。董卓之乱以后，献帝变成了橡皮图章，于是汉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先是袁术割据南阳，与刘表分治荆州。随后曹操南下，在赤壁与孙、刘联军打了一仗。

赤壁大战之后，天下三分之势隐然成型。结果孙、刘、曹三家在荆州地区形成了一个小三足鼎立的局面：以今湖北兴山、京山一线为界，曹操占据荆州北部的襄阳、南阳，孙权占据荆州东南部的南郡、江夏，刘备占据荆州西南部长江以南的武陵、长沙、零陵、桂阳。从当时的地理形势看，结果是东吴几乎承担了全部抗曹压力。周瑜、程普和领彭泽（治所在今江西湖口东）太守吕范、领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县令吕蒙共同防御长江中下游，处在抗曹第一线，而刘备的地盘在长江以南，处在第二线，东吴等于义务地为刘备防御曹军。这一态势对于东吴既不划算又深感吃力，最后孙权决心扶植刘备屏蔽东吴，在公元210年把南郡让给刘备。这在当时其实是个双赢的决定，刘备可以得到盼望已久的南郡，东吴也减轻了当面曹军的压力。但这里很清楚，孙权给刘备的只是南郡，江夏郡仍在自己手里。不过江陵是南郡的首县，也是孙方所置荆州的首县，所以“借南郡”之后就被讹传成了“借荆州”，显得孙权很大方一样。

到了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占领益州后，声势大振。他的地盘地跨益、荆两州，雄踞长江上游，这使得东吴深感不安，准备反悔，向刘备索还荆州了。

原因是地理上的。

向来都说，赤壁大战之前的孙权坐领“江东六郡”。其实所谓六郡之中，庐江郡（郡治安徽省庐江县西）在长江以北，真正位于江东的只有五郡，即吴郡（郡治江苏省苏州市）、会稽郡（郡治浙江省绍兴市）、丹阳郡（郡治初在宛陵，后移至建业即江苏省南京市）、豫章郡（郡治江西省南昌市）、庐陵郡（郡治江西省泰和县西北）。

通过据有了吴郡、丹阳和庐江，孙权基本掌控了长江的扬州段，可以凭借长江中下游江阔水深形成的天然阻隔，阻止北方敌军的南渡。但这条防线并不完整，主要的弱点在于，立足东南的政权，必须恃荆襄为上游屏障方可立国，而地处上游的荆州却不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若有敌军顺流而下则有高屋建瓴之势，对江东孙氏威胁极大。因此，早在孙策在起兵之前，名士张紘就为其规划了“据长江，奋威德，诛除群秽，匡扶汉室”的宏图。孙策功未竟而早逝。孙权继立，再次确立了“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的战略。夺取荆州，全据长江也成为东吴存亡之所系。江东政权的主战派如周瑜、吕蒙等人也始终认为镇守荆州的关羽“居国上游，其势难久”，主张攻取荆州，全据长江天险。

第二年，孙权派吕蒙率兵2万，攻取守备空虚的荆州南三郡（长沙、桂阳、零陵）。刘备不甘示弱，亲自率兵5万从蜀地到公安，指挥保卫南三郡，令关羽进入长沙郡北部之益阳。孙权部署应战：令鲁肃率1万兵屯驻益阳，阻止关羽军深入。双方大战一触即发，鲁肃邀请关羽相见，双方各把兵马部署在百步之上，只允许众将军带着单刀赴会。对于这次会晤，《三国志》上明明是鲁肃把关羽责备的哑口无言，结果到了《三国演义》里面，双方的角色却被颠倒了过来。

影视剧《三国演义》中的鲁肃形象

毕竟曹操大敌当前，最后孙刘双方妥协，大体以湘水为界，瓜分荆州，除了原有的江夏郡，孙权又得到了长沙、桂阳两郡。按说借了一个南郡，收回两个群其实也不算亏本买卖，但孙权还是耿耿于怀，毕竟南郡郡治所在的江陵，是荆州的中心，西防巴蜀，北备襄汉。按照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的说法， “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东西之强弱系焉，此有识者所必争也。因此，东吴方面出现了一个新的说法，刘备“赤壁战胜，不为无功，故孙权听其自取荆州数郡。不加阻力，无异假借”。换句话说，不仅是南郡，连刘备自己以武力所收复的南四郡也是它借给刘备的。这样，借的只是南郡，现在要收回的反而是连本带利的整个荆州了。

到了219年，吕蒙白衣渡江夺取荆州后，东吴当年就迫不及待地据屯沿江要点，布防江陵（今湖北荆州）、西陵（今湖北宜昌）和公安（今属湖北）。221年，孙权更是亲都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翌年（222年）的夷陵之战，陆逊大破刘备，巩固了长江上游。至此，东吴终于得偿所愿，在夺取荆州之后，拥有了自峡口到入海口的完整的长江防线。

这条防线，“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正如当时孙吴谋臣所认为的那样：“疆界虽远，而其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虽有八尺之躯靡不受患，其护风寒亦数处耳。”整条防线看似距离很长，但紧要之处则不过数个，只要将这几处战略要地防守好，整条防线即可保无虞。这几个战略要地分别是下游的建业（南京），中游的武昌和上游的江陵。孙吴正是依靠这几个基本战略要地为依托，构筑起整个长江防御体系。为了加强各防区间的联系，孙权还专门组建了一支舰队，往来巡视长江上下游。何处遇警，舰队就支援何处。另外，还沿江设置了烽火台，“烽火以炬置孤山头，皆缘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则举以相告，一夕可行万里。孙权时合暮举火于西陵，鼓三竟达吴郡南沙”。

毋庸置疑，这条防线的戒备，全赖水军，所谓即“以江汉为池，舟楫为用”。较之魏、蜀，东吴的水军装备精良，实力最为雄厚。居住在东南泽国水乡的居民就以习水便舟著称。汉代的《淮南子·齐俗》所说“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便是指此而言。赤壁战前，周瑜用来说服孙权抵抗的理由也是：“（曹）操弃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所长，”言下之意也是说，江东百姓向以习水便舟为长，非中原人所能及。

东吴的造船业也十分发达，所造船只种类繁多，如艨艟、斗舰等大型楼船，“望之若山”，

又设计精巧，装备齐全。其中的艨艟以“生牛皮蒙船覆背，两厢开掣棹孔，左右前后有弩窗矛穴，敌不得进，矢石不能败”，主要用以冲突敌船。斗舰“船上设女墙，可高三尺，船下开擎棹孔。 船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齐。棚上又建女墙，重列战士。前后左右树旗，幡，金鼓”，小者能载马八十四，大者可坐三千人。在东吴境内，更有多处规模宏大的造船场，侯官（今福州市）、番禺（今广州市）等地都是当时最大的造船基地，设有典船校尉等官负责督造。

孙吴水军的强大，从其三次航海中即可见一斑。孙权在“黄龙二年春，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今台湾）”。“嘉禾二年三月，使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等将兵万人，乘海授渊”。“赤乌五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珠崖、澹耳（在今海南岛）”。这些动辄人数上万人航程上万里的海上活动，没有相当实力的水军做支撑是绝难实现的。

当时的东吴为克敌制胜，甚至发展出了“利则陆抄，不利则入水”、“上岸击贼，洗足入船”的舟师陆攻战法。吴军习水善战之名，因此也深为北人忌惮，魏明帝曹睿曾说：（孙）权习水战，所以敢下船陆攻者，几掩不备也。”日后的晋名将羊祜也说：吴之“弓弩戟盾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 曹魏自以为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鄙称吴蜀为“蕞尔小国”，但对吴之舟师固守的长江防线无可奈何。黄初六年（225年），魏文帝曹丕亲自统率精兵十万出广陵（今江苏扬州），临江观兵，慨然有渡江之志。然而，面对长江滚滚波涛和吴军的严密设防，畏而却步，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故终魏之世北兵不能越江半步。这也正是孙权不惜败盟反悔，也要强取荆州的原因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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