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四（31）

〖一四〗刘裕抗表伐南燕

第115卷，晋纪三十七,安帝义熙五年，己酉（公元409年）

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三者有时而合，合则亘千古、通天下、而协于一人之正，则以一人之义裁之，而古今天下不能越。有时而不能交全（交全，俱全）也，则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执其一义以求伸，其义虽伸，而非万世不易之公理，是非愈严（严，重大），而义愈病（病，损害，祸害）。

事是君而为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难，义之正也。然有为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为主者也，则一人之私也。子路死于卫辄，而不得为义，卫辄者，一时之乱人也①。推此，则事偏方（偏方，指一隅，一方）割据之主不足以为天下君者，守之以死，而抗大公至正之主，许以为义而义乱；去之以就有道，而讥其不义，而义愈乱。何也？君臣者，义之正者也，然而君非天下之君，一时之人心不属焉，则义徙（徙，改变）矣；此一人之义，不可废天下之公也。

为天下所共奉之君，君令而臣共，义也；而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五帝、三王，劳其神明，殚其智勇，为天分气，为地分理，以绝夷于夏，即以绝禽于人，万世守之而不可易，义之确乎不拔（不拔，不可动摇）而无可徙者也。春秋者，精义以立极（立极，树立最高准则）者也，诸侯不奉王命而擅兴师则贬之；齐桓公次陉之师，晋文公城濮之战，非奉王命，则序其绩而予之；乃至楚子伐陆浑之戎，犹书爵以进之；郑伯奉惠王之命抚以从楚，则书逃归以贱之②；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桓温抗表而伐李势（穆帝永和三年），讨贼也。李势之僭，溃君臣之分也；温不奉命而伐之，温无以异于势。论者恶其不臣，是也，［然］天下之义伸也。刘裕抗表以伐南燕，南燕，鲜卑也。慕容氏世载凶德以乱中夏，晋之君臣弗能问，而裕始有事（有事，用兵），暗主不足与谋，具臣不足与议，裕无所可奉也。论者亦援温以责裕，一时之义伸，而古今之义屈矣。如裕者，以春秋之义予之，可也。若其后之终于篡晋，而后伸君臣之义以诛（诛，指责，责备）之，斯得矣。于此而遽夺焉，将听鲜卑之终污此土，而君尚得为君，臣尚得为臣乎？

①  “卫辄”，参见卷二汉高帝〖一二〗注⑧；

“子路死于卫辄”，参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初，卫灵公有宠姬曰南子。灵公太子蒉（蒉，音kuài）聩得过南子，惧诛出奔。及灵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子辄在。”于是卫立辄为君，是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蒉聩居外，不得入。子路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蒉聩乃与孔悝作乱，谋入孔悝家，遂与其徒袭攻出公。出公奔鲁，而蒉聩入立，是为庄公。方孔悝作乱，子路在外，闻之而驰往。遇子羔出卫城门，谓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门已闭，子可还矣，毋空受其祸。”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难。”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门开，子路随而入。造蒉聩，蒉聩与孔悝登台。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请得而杀之。”蒉聩弗听。于是子路欲燔台，蒉聩惧，乃下石乞、壶黡攻子路，击断子路之缨。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结缨而死；

②  “齐桓公次陉之师”，指齐桓公伐楚。参见卷八灵帝〖九〗注④“齐桓公”；

“晋文公城濮之战”，参见卷七安帝（殇帝附）〖一一〗注②；

按：“次陉之师”和“城濮之战”均针对楚国，而楚国在当时被视为蛮夷，二者均在客观上起到了“尊王攘夷”的作用。故虽未奉王命，但春秋“序其绩”；

“楚子伐陆浑之戎”，参见《左传?宣公三年》：【经】三年春王正月...楚子伐陆浑之戎。夏，楚人侵郑；

按：“侵郑”以“楚人”称之，“伐陆浑之戎”则以“楚子”称之，表明对楚国伐陆浑的认可和赞许；

“郑伯奉惠王之命”，参见《左传?僖公五年》：【经】：秋八月，诸侯盟于首止。郑伯逃归，不盟；

【传】秋，诸侯盟。王使周公召郑伯，曰：“吾抚女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郑伯喜于王命而惧其不朝于齐也，故逃归不盟，孔叔止之曰：“国君不可以轻，轻则失亲。失亲患必至，病而乞盟，所丧多矣，君必悔之。”弗听，逃其师而归；

《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二?僖元年，尽五年》孔颖达疏：礼，君行师从，卿行族从。虽则会盟，必有师旅。郑伯弃其师众，轻身逃归。《释例》曰：“国君而逃师弃盟，违其典仪，弃其章服，群臣不知其谋，社稷不保其安，此与匹夫逃窜无异，故例在上曰逃。”是言称逃之意也。逃在盟前，辟盟而逃，故云“逃归不盟”。

观鱼曰：桓温、刘裕所讨伐的对象，同样是割据一方、僭位自立的夷狄，氐族的成汉和鲜卑族的南燕可谓难分轩轾。对于桓温和刘裕而言，同样是未奉君命，船山论桓温则是“温不奉命而伐之，温无以异于势”；论刘裕则是“暗主不足与谋，具臣不足与议，裕无所可奉也”。厚裕薄温，难以服人。如果说其间有什么不同，不过是南燕对东晋的危害更大一些。就此而言，桓温伐成汉可谓是未雨绸缪，弭祸端于未萌；刘裕充其量不过是箭在弦上。抛开二人的私心，从东晋的立场来看，桓温更胜一筹。如果一定要褒裕贬温，又何异于“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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