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31）

〖三二〗蜀汉后继无人

费祎遇刺：第76卷，魏纪八，邵陵厉公嘉平五年，癸酉（公元253年）

蒋琬死（正始六年），费祎刺，蜀汉之亡必也，无人故也。图王业者，必得其地。得其地，非得其险要财赋之谓也，得其人也；得其人，非得其兵卒之谓也，得其贤也。巴蜀、汉中之地隘矣，其人寡，则其贤亦仅（仅，指数量少）矣。故蒋琬死，费祎刺，而蜀汉无人。

虽然，尝读常璩华阳国志，其人之彬彬可称者不乏①。张鲁妖盗而有阎圃（谏阻张鲁称王），刘焉骄怠而有黄权，王累、刘巴，皆国士也。先主所用，类皆东州（东州，古时多泛称东方为东州）之产，耄老丧亡，而固不能继。蜀非乏才，无有为主效尺寸者，于是知先主君臣之图此也疏矣。勤于耕战，察于名法（名法，名分与法律），而于长养（长养，抚育培养）人才、涵育（涵育，涵养化育）熏陶之道，未之讲也。蒋、费亡而仅一姜维，维亦北士也（姜维，甘肃天水人），舍维而国无与托。败亡之日，诸葛氏仅以族殉（诸葛瞻、诸葛尚父子），蜀士之登朝参谋议者，仅一奸佞卖国之谯周，国尚孰与立哉？

管仲用于齐，桓公死而齐无人②；商鞅用于秦，始皇死而秦无人；无以养之也。宽柔温厚之德衰，人皆跼蹐（跼蹐，音jújí，局促不安，谨慎小心貌）以循吏之矩矱（矩矱，规矩法度。矱，音yuē，尺度），虽有英特（英特，才智超群）之士，摧其生气以即于瓦合（瓦合，犹苟全），尚奚恃哉？诸葛公之志操伟矣，而学则申、韩也。文王守百里之西土，作人以贻百年之用③，鸢飞鱼跃，各适其性以尽其能，夫岂申、韩之陋所与知哉！

① “华阳国志”，亦名《华阳国记》，由东晋时期常璩撰写，是一部记录了自远古至东晋咸康五年西南地区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

② 参见《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第二》：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适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

③ “文王守百里之西土”，参见《孟子?公孙丑上》：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孟子注疏?卷三下?公孙丑章句上》孙奭疏：以德泽而行仁政者，乃能为之王，使天下皆归往者也，故不待有大国而为之也。汤但以七十里起而为商之汤王，文王但以百里而天下归，是其以德泽行仁政于天下，故不待有大国而为之王，此汤、文二者是也；

“作人”，任用和造就人才；

“作人以贻百年之用”，参见《诗经·大雅·文王之什·棫朴》：周王寿考，遐不作人；

《毛诗正义?卷十六?十六之三》毛传：遐，远也，远不作人也；

郑玄笺：周王，文王也。文王是时九十馀矣，故云“寿考”。“远不作人”者，其政变化纣之恶俗，近如新作人也；

孔颖达疏：作人者，变旧造新之辞，故云变化纣之恶俗，近如新作人也。

观鱼曰：蜀汉最先灭亡，主要原因并不在于申、韩之术，而是在于贤臣良将青黄不接，对此，刘备、诸葛亮难辞其咎，然而也有其不得已，刘备前期寄人篱下，颠沛流离，对此有心无力；诸葛亮则是以保全蜀汉为首务，不得已而以攻为守，同样难以兼顾。对于申韩之术，注者认为不必过于求全责备，原因在于：汉末以来，天下大乱，兵戈四起，法治驰废，所谓“乱世用重典”，此时施行严刑峻法可谓正当其时。更何况乱世争雄，法治严明，才能令行禁止，此时忌宽不忌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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