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今注今译》周纪一（司马光诞辰1000周年纪念版，新译文）

资治通鉴卷第一

威烈王

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前403 ）

周纪一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零三年）

     起著雍摄提格，尽玄黓[yì]困敦，凡三十五年。

[1]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1] 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将晋国三家大夫魏斯、赵籍、韩虔封爵为诸侯国君，分别是魏文侯、赵烈侯和韩景侯（姬午是考王之子，东周第十七君，公元前425年至公元前402年在位。大夫：西周政权分三级，王室为中央政权，诸侯和大夫为地方政权。诸侯由天子分封，大夫由诸侯分封，大夫虽非周天子直接分封，但对周天子仍然称臣，曰“陪臣”。魏斯是魏桓子之子，魏国第一君魏文候，公元前446年至公元前397年在位。赵籍是赵献侯之子，赵国第一君赵烈侯，公元前408年至公元前387年在位。韩虔是韩武子之子，韩国第一君韩景侯，公元前408年至公元前400年在位）。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臣司马光曰：臣听闻，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按照礼制来治理国家（礼制是国家的法制，社会行为的准则、规范、仪式的总称），礼制中最重要的是区分按照社会各集团的利益和要求确立的等级关系，区分等级关系最重要的是确定官爵、匡正名分。什么是礼制？就是国家的法纪。什么是等级关系？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职和爵位。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据章校，有的版本其下有“敢”字），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据章校，有的版本“纪纲”二字互乙）！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四海是如此之广，天下有亿兆民众，全部都要接受天子一人的统治。即使是力量无与伦比、智慧超凡绝伦的人，也无不为天子奔走效劳，难道不是因为以礼教作为法度和朝纲的原因吗！所以，天子统领朝廷中最重要的三公（辅佐国君掌握军政大权的最高军政长官，周的三公为太师、太傅、太保），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领导卿、大夫，卿、大夫又治理士人和庶人（“卿大夫”为一等。卿只是官称而不是爵称，卿的爵位属大夫一级。三代时官分卿、大夫、士三等。庶人是古代官府的吏役）。地位尊贵的人统治地位卑贱的人，地位卑贱的人则要接受地位尊贵的人统治。地位高的指挥地位低的就好像人的核心器官心脏控制四肢行动，树根和树干支配树枝和树叶；地位低的侍奉地位高的就好像人的四肢保护心脏，树枝和树叶遮护树根和树干，这样才能上下互相保护依托，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按照礼制治理国家更重要的了。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周室（▲据章校，有的版本“王”作“周”），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惓惓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周文王姬昌叙述《易经》，把乾、坤两卦列在首位。孔子（前551- 前479）给《易经》写序，说：“乾为天，为阳。坤为地，为阴。天很远，地很近，乾和坤、阳和阴的排位顺序于是确定。如果把卑放在高处，那么它也就是高贵的，这是由它的位置来决定的。高贵和低贱也就各得其位（或译为：天高为贵，地卑为贱；天高地卑之势已明，则天贵地贱之位因此而定）。”这就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相转变。鲁国的史书《春秋》这本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虽然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高度重视君臣之间的关系。除非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夏桀是夏朝末代君，姓姒名履癸。相传是个暴君，诸侯归汤，汤率众伐桀，流放桀于南巢，今安徽合肥市巢湖市西南，位于安徽东南部，夏亡。商纣是商朝末代君，姓子名辛，又名受。相传纣刑罚苛重，残酷无道。周武王伐纣，在公元前1046年的牧野之战中，商军倒戈，纣兵败，自焚死，武王遂斩其首。牧野在今河南省鹤壁市淇县西南，位于河南北部），同时又遇上商汤王、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商汤王是商朝开国之君，姓子名履，本为夏朝诸侯，起兵伐桀，立国为商朝。周武王是文王之子，姓姬名发，灭纣，即天子位，为周王朝开国之君），使人民归心、上天授命的话，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就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至死不渝。所以，当初如果商朝立了贤明的微子作为国君来取代纣王（微子启，帝乙的长子，纣之兄。纣即位，无道，微子启数谏纣，不听，去国。周灭商，称臣于周。周公旦杀纣子武庚，乃以微子治殷族，封于宋，为宋国的始祖），成汤所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远与上天相比，享受后代的配祭（或译为：如果微子启取代纣继承帝乙为王，那么商的祖先成汤仍然能永远享受到与上天同样的祭祀，商不至于灭国）；而吴国如果让仁德的季札做国君（吴太伯传至十九世，为吴王寿梦，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馀祭[zhài]，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王诸樊元年，已除丧，让位季札，季札不受。吴人固立季札，季札弃其室而耕，乃舍之。诸樊卒，授弟馀祭，欲兄弟以次相传，必致国于季札，季札终让而逃。其后诸樊之子光与余昧之子僚争国，至于吴王夫差，吴遂亡），那么吴国的开国之君吴太伯也可以永远享受后代的血食祭品了（古代周族领袖古公亶父周太王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少子季历。太王想立季历，并传位给季历之子，即周文王。太伯、仲雍逃到荆蛮，以此回避季历。太伯在荆蛮立号句吴，荆蛮人拥立他为吴太伯，为春秋时吴国的始祖。古时祭祀，杀牲取血，故曰血食）（或译为：如果以季札继承为吴的国君，那么吴国当继续祭祀其祖先太伯，不至于灭国）。但是微子和季札二人宁肯让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制中长幼有序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所以说，礼制中最重要的，就是确定地位高低的等级关系。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pán]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幾”，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所谓礼制，在于分辨高贵低贱，排出亲疏有序，衡量各种事物，裁决日常政务。没有一定的名分，就不能显现出地位的尊卑；没有标志不同官名爵位的器物，就不能体现地位的尊卑（古代钟、磬等乐器悬挂在架上，悬挂的形式根据身分地位而不同：帝王悬挂四面，象征宫室四面的墙壁，名“宫悬”；诸侯去其南面乐器，三面悬挂，名“曲悬”；大夫左右两面悬挂，名“判悬”；士仅东面或阶间悬挂，名“特悬”）。只有用不同的官名和爵位来称呼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器物来区别不同的官爵，这样上下关系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制的根本所在。如果官名爵位、还有标志不同官爵的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制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从前，卫国大夫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据《左传》成公二年，春，齐侯进攻鲁国北部边境，卫侯派遣孙良夫等攻打齐国。卫国的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救了孙良夫），他谢绝了卫国国君赏赐给他的封地，却请求国君允许他使用只有天子和诸侯才能使用的马身上的装饰物——繁[pán]缨，也就是马腹带和马颈革。孔子认为，宁可多赏赐给他一些封地，也不能让他使用繁缨。因为名号和器物，是绝不可以随便假与他人的，这些是国君的权力象征；如果把这些东西随便给了他人，意味着国家的政治事务处理原则丧失，国君的政治权力也会丧失，国家也就会随之走向危亡。卫出公（前492 - 前481）准备请孔子为他处理政务，孔子却打算先正名，也就是明确不同的人在政权中的身份和地位，认为名不正则百姓会手足无措，无所是从。马身上的繁缨，只是一种小装饰物，但孔子却很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把它放在首位，就是因为名位和代表名位的器物一但使用混乱，国家上下的等级关系就无法维持。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开始，慢慢发展得越来越明显的。圣人深谋远虑，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事情并恰当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都会等到事情几乎无法挽回了才想着去补救。如果能防患于未然，就能用力小却收效大；等到事情已经发展到难以收拾了采取救治，恐怕就算是竭尽全力也来不及了。《易经》说：“履霜坚冰至”，也就是说，踩在结霜的地上，就知道严寒冰冻快到了。比喻人事的吉、凶皆逐渐而来。《尚书》说：“一日二日万几”，意思就是每天有成千上万件事情的苗头出现，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这些事情。指的就是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分等级关系和地位高低，最重要的就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爵号用来称呼人的爵位，器物是用来区别人的职位

乌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wù]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乎惧而不敢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jǔ]，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gān]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呜呼！自从周幽王、周厉王丧失为君之德，周朝的统治每况愈下，日渐衰落，朝纲和法度土崩瓦解（周幽王，前781 -前771，宣王之子，姓姬名涅[niè]。喜好谗谄，不理国事，征伐不息，政繁赋重。宠爱褒姒，废申后及太子宜臼，卒遭申后联合犬戎攻伐，被杀于骊山之之下，西周亡。周厉王，前890 - 前828，夷王之子，名胡，暴虐无道。国人谤王，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万民弗忍，共叛袭王，厉王奔彘）；地位低的开始欺凌地位高的、地位高的权势日渐削弱；诸侯国君中的争霸者恣意征讨他国（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楚庄王、秦穆公等互相攻杀，专事征伐）；诸侯国内的士大夫擅自干预本国朝政（春秋时，晋之六卿韩氏、赵氏、魏氏、范氏、中行氏、知氏，齐之陈/田氏，宋之乐氏，郑之罕氏，鲁之季氏、盂氏、叔孙氏，皆大夫专政）；这些现象表明，礼制大体上已经沦丧了十之七八。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周朝政权还能绵延下来，各代的祭祀并未中断，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恪守他们的名分。为什么这样说呢？从前，晋文公为周朝立了大功（前697 - 前628，姓姬名重耳，献公之子，晋第二十二君。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年周襄王弟太叔带攻王，襄王出奔氾fán，今河南许昌市襄城县南一里，位于河南中部，太叔居温，今河南焦作市温县西南三十里，河南省西北部。次年，晋文公发师围温，迎襄王入于王城，杀太叔带，晋文公平太叔带之乱），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只有周天子才能使用的隧葬仪式，周襄王没有准许，说：“隧葬仪式是天子的丧葬制度。没有出现替代当前天子的贤德之人，却同时有两个人能使用天子才能用的仪式，肯定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您所厌恶和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您自己就有领地，愿意在您的领地上进行隧葬，又何必请示我呢？（同姓小邦则曰叔父）”晋文公因此心生畏惧，没有敢违反周朝的礼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曹国：姬姓，周武王封其叔振铎于曹，都曹丘，故城在今山东菏泽市定陶县西南，位于山东西南部。公元前487年鲁哀公八年为宋所灭。滕国：姬姓，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绣，武王封之于滕，今山东枣庄市滕州市姜屯镇滕国故城，位于山东南部），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邾国zhū,曹姓，至周为鲁附庸，亦称邾娄，后改曰邹。初都今山东济宁市曲阜市息陬镇东陬村，位于山东省中部，后都今山东济宁市邹城市峄山镇纪王城村邾国故城，位于山东中南部，战国时为楚所灭。莒国jǔ,己姓。旧都介根，今山东青岛市胶州市三里河街道城子村，位于山东省东部，后迁莒，今山东日照市莒县，位于山东东部)，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统帅各诸侯国，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是因为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鲁大夫季氏，自鲁庄公之幼弟季友于鲁僖公世为相以来，世专鲁政。季平子逐昭公，季康子逐哀公，然终身为臣，不敢篡国）、齐国的田常（田常即田成子，又名田恒，汉避孝文讳，改“恒”为“常”。前481年田常杀监止及简公，拥立平公，自任齐柏，齐国之政尽归田氏。然亦不敢自立）、楚国的白公胜（楚平王，前528 -前516年在位。太子建遭太师费无忌谗害，自城父逃宋，后避宋乱，逃至郑，被郑国所杀。太子建之子名胜）、晋国的智伯（智伯为晋六卿之一，当晋衰，专国政，侵伐邻，于六卿中最强。智伯攻晋出公，出公道死。智伯欲篡晋而未敢，乃奉哀公矫而立之），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周贞定王十六年，晋出公二十二年，前453年，赵、魏、韩灭智伯，遂三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宠爱他们，并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区区一点名分不能再守护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而晋国赵氏、魏氏、韩氏三家力量强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晋国三家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义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那就是犯上作乱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名小白，襄公之子，姜齐第十五君，公元前685年至公元前643年在位，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以尊奉礼义为号召对他们进行征讨。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正是周天子自已破坏了周朝的礼教啊！

乌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zhǎng]，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

呜呼！君臣之间的礼纪既然崩坏，于是天下便开始以智谋的高下、武力的强弱决定霸主，使当年受周先王分封而成为诸侯国君的圣贤后裔，江山社稷相继沦亡（社稷是土、谷之神。历代王朝必先立社稷坛，灭人之国，必毁灭国的社、稷。因此，以“社稷”为国家政权的代称），周朝先民的子孙灭亡殆尽，岂不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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