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901——佛门并非不一定是净土

原文：

太宗明皇帝中泰始五年（公元469年）

魏自天安以来，比岁旱饥，重以青、徐用兵，山东之民疲于赋役。显祖命因民贫富，为三等输租之法，等为三品：上三品输平城，中输它州，下输本州。又，魏旧制：常赋之外，有杂调十五；至是悉罢之，由是民稍赡给。

河东柳欣慰等谋反，欲立太尉庐江王祎。祎自以于帝为兄，而帝及诸兄弟皆轻之，遂与欣慰等通谋相酬和。征北咨议参军杜幼文告之，丙申，诏降祎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镇宣城，帝遣腹心杨运长领兵防卫。欣慰等并伏诛。

五月，魏徙青、齐民于平城，置升城、历城民望于桑干，立平齐郡以居之；自馀悉为奴婢，分赐百官。

魏沙门统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遇凶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魏主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

六月，魏立皇子宏为太子。

癸酉，以左卫将军沈攸之为郢州刺史。

上又令有司奏庐江王祎忿怼有怨言，请穷治；不许。丁丑，免祎官爵，遣大鸿胪持节奉诏责祎，因逼令自杀，子辅国将军充明废徙新安。

柏杨白话版：

469年(南宋?泰始五年，北魏?皇兴   三年)

　　北魏帝国自五世纪六〇年代后期以来，连年大旱，遍地饥馑，再加上对南宋帝国青、徐等州的军事行动，山东（崤山以东）人民的田赋差役十分沉重。北魏帝拓跋弘命评估人民的贫富，分为三等，作为征收赋税的标准，每等再分三级，上三级运到首都平城，中三级运到其他各州，下三级则运到本州州政府所在城池。

　　北魏传统制度，正规田赋之外，还有十五种杂税。本年全部废除，从此人民生活稍稍可以自给自足。

南宋帝国河东郡（湖北省松滋县西北）人柳欣慰等阴谋聚众起兵，拥护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庐江王刘祎当皇帝。刘祎因为自己确实是南宋帝刘彧的老哥（刘祎是刘义隆的第八子，刘彧则是刘义隆的第十一子），可是刘彧以及其他兄弟，对他都很轻视，遂跟柳欣慰等结交应酬。征北将军府首席军事参议官（征北咨议参军）杜幼文向中央告发。

　　二月二十六日，刘彧下诏贬黜刘祎当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宰相级）、南豫州（安徽省中南部）州长，出去镇守宣城郡（安徽省宣州市）。刘彧派心腹侍从杨运长率军驻防保护。柳欣慰等全被诛杀。

　　五月，北魏政府把青州（山东半岛）、齐州（山东省西北部）居民强迫迁移到首都平城，沿桑干河上游两岸，设置升城县、历城县、民望县，称平齐郡（山西省朔州市东南），其他居民则全部剥夺自由，男子当做奴隶，女子当做婢女，分别赏赐给文武百官。

　　佛教总监（沙门统）昙曜上奏请求：“平齐郡（桑干河上游）郡民及其他种族人民，凡能够捐赠谷米六十斛给佛教寺庙的，称‘寺庙户’；所捐献的谷米，称‘寺庙米’；遇到饥荒，拿出来赈灾，供应饥民。”又请求：“民间的重刑犯和发配到官府的奴隶，可以当‘佛图户’（佛塔户），到各寺庙当差洒扫。”北魏帝拓跋弘全都批准。于是“寺庙户”“寺庙米”“佛图户”遍于各州镇（北魏帝国普通一级行政区，称“州”，设州长【刺史】。北方沿边地带或重要军事基地，称“镇”，设防守司令【镇将】）。

　　六月，北魏帝拓跋弘封皇子拓跋宏当太子。

　　六月五日，南宋帝国任命首都东区卫戍司令（左卫将军）沈攸之当郢州（州政府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州长。

　　南宋帝刘彧命主管单位奏报：“庐江王刘祎愤恨而且口出怨言，请求追查。”刘彧拒绝。

　　六月九日，刘彧下诏，撤除刘祎所有官爵，派藩属事务部长（大鸿胪）“持节”，代表皇帝，斥责刘祎，强迫刘祎自杀（年三十五岁）。刘祎的儿子、辅国将军刘充明免职，放逐到新安郡（浙江省淳安县）。

读书笔记：在处理刘祎亲王这件事上，刘彧的小人本色暴露无疑。他本人命令主管部门请求追查，他本人拒绝，以显示他的宽宏大度。可是心里却早已打定主意要杀了他，过段时间，再派人去执行。这就是所谓的“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向来缺乏基本的人权理念，“男子当做奴隶，女子当做婢女，分别赏赐给文武百官”。这些被战败的祖国所抛弃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佛教往往并非他们自己所宣称的“净土”。在沙门统昙曜身上表现非常明显。在他主持下，寺庙大肆收编“寺庙户”、“佛图户”来供养自己，可以想见那些佛教高层人士，过的一定不是清净艰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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