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828——政治底线不能碰无限信任害死人

读《资治通鉴》1828：

太祖文皇帝中之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

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尝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子晃曰：“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征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

魏主以浩监秘书事，使与高允等共撰《国记》，曰：“务从实录。”著作令史闵湛、郗标，性巧佞，为浩所宠信。浩尝注《易》及《论语》、《诗》、《书》，湛、标上疏言：“马、郑、王、贾不如浩之精微，乞收境内诸书，班浩所注，令天下习业。并求敕浩注《礼传》，令后生得观正义。”浩亦荐湛、标有著述才。湛、标又劝浩刊所撰《国史》于石，以彰直笔。高允闻之，谓著作郎宗钦曰：“湛、标所营，分寸之间，恐为崔门万世之祸，吾徒亦无噍类矣！”浩竟用湛、标议，刊石立于郊坛东，方百步，用功三百万。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案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

初，辽东公翟黑子有宠于帝，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觉，黑子谋于高允曰：“主上问我，当以实告，为当讳之？”允曰：“公帷幄宠臣，有罪首实，庶或见原，不可重为欺罔也。”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曰：“若首实，罪不可测，不如讳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诱人就死地！”入见帝，不以实对，帝怒，杀之。帝使允授太子经。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至东宫，因留宿。明旦，与俱入朝，至宫门，谓允曰：“入见至尊，吾自导卿；脱至尊有问，但依吾语。”允曰：“为何等事也？”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见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贱；制由崔浩，请赦其死！”帝召允，问曰：“《国书》皆浩所为乎？”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为；《先帝记》及《今记》，臣与浩共为之。然浩所领事多，总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浩。”帝怒曰：“允罪甚于浩，何以得生！”太子惧，曰：“天威严重，允小臣，迷乱失次耳。臣向问，皆云浩所为。”帝问允：“信如东官所言乎？”对曰：“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欲匄其生耳，实不问臣，臣亦无此言，不敢迷乱。”帝顾谓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难，而允能为之！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

于是召浩前，临诘之。浩惶惑不能对。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帝命允为诏，诛浩及僚属宗钦、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为。帝频使催切，允乞更一见，然后为诏。帝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馀衅，非臣敢知；若直以触犯，罪不至死。”帝怒，命武士执允。太子为之拜请，帝意解，乃曰：“无斯人，当更有数千口死矣。”

六月，己亥，诏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馀皆止诛其身。执浩置槛内，送城南，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宗钦临刑叹曰：“高允其殆圣乎！”

它日，太子让允曰：“人亦当知机。吾欲为卿脱死，既闻端绪，而卿终不从，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史者，所以记人主善恶，为将来劝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举措。崔浩孤负圣恩，以私欲没其廉洁，爱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此为史之大体，未为多违。臣与浩实同其事，死生荣辱，义无独殊。诚荷殿下再造之慈，违心苟免，非臣所愿也。”太子动容称叹。允退，谓人曰：“我不奉东宫指导者，恐负翟黑子故也。”

初，冀州刺史崔赜，武城男崔模，与浩同宗而别族；浩常轻侮之，由是不睦。及浩诛，二家独得免。赜，逞之子也。

辛丑，魏主北巡阴山。魏主既诛崔浩而悔之，会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笃，或传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既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顺之从父弟也，自浩之诛，军国谋议皆出孝伯，宠眷亚于浩。

    柏杨白话版：450年（南宋·元嘉二十七年）

　　北魏帝国发生空前文字狱，大肆诛杀。

　　宰相（司徒）崔浩仗恃自己的才华和智略，以及深受北魏帝拓跋焘的宠爱信任，在政府中独揽大权。曾经推荐冀州、定州、相州、幽州（以上四州即今河北省）、并州（山西省中部）五州的知识分子数十人，第一次任官，都当郡长。太子拓跋晃抗议说：“在此之前，征召延聘的隐士人才（指游雅、李灵、高允、卢玄、邢颖等，参考四三一年九月），同样是州郡的一时之选，担任现在的职位，己经很久，他们的辛苦勤劳，还没有受到回报，应该由他们优先调任郡长、县长；崔浩所推荐的新人，则接替他们留下的空缺。而且郡长、县长，主要的工作是治理人民，最好由有过行政经验的人担任。”崔浩坚持他的建议，终于分派他们到任。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兼国史编撰官（领著作郎）高允听到这件事，对太子宫教育官（东宫博士）管恬说：“崔浩恐怕难以避免大祸临头！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而跟有权势在上位的人对抗，怎么承受得住！”

拓跋焘命崔浩兼皇家图书馆长（监秘书事），教他跟高允等共同撰写《国记》（参考四二九年四月），告诫说：“一定要真实，是什么，就写什么（“务从实录”）。”国史编撰初级助理官（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反应迅速，工于谄媚，深受崔浩宠爱信任。崔浩曾经注解《易经》《论语》以及《诗经》《书经》，闵湛、郗标上疏说：“过去马融、郑玄、王肃、贾逵所作的注解，都没有崔浩的精确深入，请陛下没收他们所注各书，而颁布崔浩所注各书，使天下知识分子学习。并请陛下命崔浩继续注解《礼经》《左传》，使后学的人，得到正确的指引。”崔浩也推荐闵湛、郗标：“有著书立说的才能。”闵湛、郗标又建议崔浩，把他所撰写的《国史》，刻在石碑之上，用来炫耀作者正直无私的大无畏精神。高允听到这个建议，对国史编撰官宗钦说：“闵湛、郗标搞的那一套，只要有一个字的差错，恐怕就会为崔家带来万世难遇的灾难，而我们这些人一个也剩不下来。”但崔浩仍是采用闵湛、郗标的意见，把《国史》刻到石碑上，竖立在首都平城南郊、皇帝祭天神坛的东侧，方一百步，共使用三百万人的劳力，才告竣工。崔浩记载北魏帝国部落时代酋长，也就是拓跋焘祖先们的身世，非常详尽真实。石碑排列在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来来往往，凡是看到的人，都十分震撼。而鲜卑人更是大为愤恨，纷纷向拓跋焘控告，认为崔浩故意暴露祖先的罪恶（国恶），破坏帝国形象。拓跋焘大怒若狂，命主管机关侦查处理崔浩和皇家图书馆所有官员们（秘书郎吏）的罪状。

　　最初，辽东公翟黑子受拓跋焘宠爱，奉派出使并州，接受绢布一千匹的贿赂。被人检举，翟黑子向高允请教说：“主上问我时，我应该说实话？还是死不承认？”高允说：“你是宫中宠臣，犯罪应该实话实说，或许会被原谅，不可作第二次欺骗。”立法院主任立法官（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警告翟黑子说：“你如果自首，先承认罪行，灾祸难以预测，不如死不承认。”翟黑子埋怨高允说：“你怎么引诱我去死？”入宫晋见拓跋焘，不依照实际情形回答，拓跋焘大怒，斩翟黑子。而派高允教授太子拓跋晃儒家学派经典。

　　等崔浩被捕，太子拓跋晃把高允叫到东宫（太子宫），留他住一夜。第二天天亮，拓跋晃携带高允，一同进宫朝见，走到宫门，拓跋晃对高允说：“进去晋见至尊，我自会引导方向，假如至尊有什么问话，只管照我的暗示回答。”高允说：“好像出了什么事？”拓跋晃说：“进宫后自然晓得。”拓跋晃看到老爹，说：“高允小心谨慎，而且地位卑微，身份低贱，一切不能做主，文章都是崔浩所写，请饶他一命。”拓跋焘召见高允，问说：“《国书》都是崔浩写的？”高允说：“《太祖记》（一任帝拓跋珪传）是前任国史编撰官邓渊所写，《先帝记》（二任帝拓跋嗣传）及《今记》（现任帝拓跋焘传），是我跟崔浩一同执笔。可是，崔浩兼职太多，对撰写《国书》事，不过总揽大纲而已。至于实际工作，我比崔浩多出两倍。”拓跋焘暴跳说：“高允的罪比崔浩更大，怎么能不死？”拓跋晃恐惧，解释说：“皇上盛怒之下，高允一个小官，惊慌过度，失去条理，我从前曾问过他，他说全是崔浩所作。”拓跋焘问高允：“太子的话对不对？”高允说：“我的罪应该全族屠灭，不敢说谎。太子只因我很久以来，都在他身旁伺候讲书，怜悯我的遭遇，放我一条生路。实在并没有问过我，我也没有说过那种话，并不是失去条理。”拓跋焘对太子拓跋晃说：“这就是正直！人情上很难做到，而高允却做到。面对死亡，不改变常态，是信义。当一个臣属，不欺骗君王，是忠贞。赦免他的罪，作为褒扬。”遂赦高允。

　　于是，召见崔浩，亲自审问。崔浩惶恐迷惑，不能回答。而高允对每件事，都叙述分明，有条不紊。拓跋焘遂命高允起草诏书：斩崔浩，以及崔浩的部属宗钦、段承根（参考四三九年十二月）等，以及他们的部属和奴仆，共一百二十八人，全都诛杀五族。高允迟疑，不敢下笔。拓跋焘派人催促，高允请求晋见皇帝之后，再开始起草。拓跋焘教他到面前，高允说：“崔浩的罪状，如果还有别的原因，我不敢多说。如果仅只是为了对皇家的冒犯，罪不应死。”拓跋焘暴跳如雷，命武士逮捕高允，太子拓跋晃替他求情，拓跋焘的怒气才逐渐平息，说：“没有你，多出数千人死亡。”

　　六月十日，拓跋焘下诏：诛杀清河郡（山东省临清市）所有跟崔浩有血缘关系的崔姓男女老幼，即令血缘关系再疏远，也包括在内（崔浩是清河郡人）。同时，跟崔浩有姻亲关系的范阳郡（河北省涿州市）卢家、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郭家、河东郡（山西省永济县）柳家，一律屠灭全族；其他的人，只诛杀当事者一身。把崔浩装在一个四周都是栏杆的囚车中，送到平城南郊，摆在十字路口，任凭行人参观，守卫士兵几十个人，撒尿撒到崔浩的头上、脸上、身上；崔浩悲号呼喊，发出“嗷嗷”哀叫，行路的人，都听得清楚（“呼声嗷嗷，闻于行路”）。宗钦临斩首时，叹息说：“高允，莫非是圣人！”

　　过了几天，拓跋晃责备高允说：“人，应该见机行事，我打算救你不死，既然有了好的开始，而你却不听我的，使皇上（拓跋焘）生气到那种程度，每次回想起来，心都乱跳。”高允说：“历史的功用是记载君王的善恶，作为后人的鼓励或警戒，所以君王心存畏惧，一举一动，都会因之十分谨慎。崔浩辜负圣上的大恩，以致他自己的欲望，盖住他的廉洁；他私人的爱恨，遮蔽他的公正，这是崔浩的错误。至于记载皇帝的起居行动，叙述政府的行政得失，这是撰写史书的主要任务，不能算是不对。我跟崔浩同时从事这项工作，生死荣辱，都不应该两样。接受殿下再生之恩，如果违背良心，只求幸免，不是我的意愿。”拓跋晃感动叹息。高允退出后，对人说：“我不愿听从太子的引导，为的是怕辜负翟黑子。”

　　最初，冀州（州政府信都）州长崔赜、武城男崔模，跟崔浩同一个祖先，但不同一个支派，崔浩一直瞧他们不起，而且还时常对他们欺侮，双方感情恶劣。等到崔浩被杀，两家崔姓，得以免祸。崔赜，是崔逞的儿子（崔逞，参考三九七年二月）。

　　六月十二日，拓跋焘到北方阴山视察。拓跋焘既诛杀崔浩，心中立刻后悔，正巧，北方政务执行官（北部尚书）、宣成公李孝伯病重，传言己经逝世，拓跋焘哀悼说：“李孝伯可惜！”接着更正说：“我说错了，崔浩可惜，李孝伯可哀！”李孝伯，是李顺的堂弟（李顺，参考四四二年十二月）。自崔浩死后，军国大事，都由李孝伯裁决，拓跋焘对他的宠爱和信任，仅次于崔浩。

读书笔记：崔浩此时的状态，可以用“得意忘形”来形容。太子是储君，未来的君主，岂可冒犯？况且作为臣下，怎可如此大规模的破格提拔官员？这明显的是越权。如果说这还算是侍宠而骄的话，将所负责编纂的本国史书刻石立于路旁，则是作死了。修本朝史，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工作，在任何事件和人物的处理上稍有不慎，都可能犯政治错误，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一定要小心低调。崔浩如此高调，故意引人评说本朝史，触犯了拓跋焘的底线。没有拓跋焘的无限信任，崔浩不至于如此缺乏政治警惕性，触碰底线。任何人都知道不能触碰底线，问题在于，无限信任，会使人误判，把底线误认为不是底线。

    魏收：

　　崔浩才华盖世，博古通今，了解天际奥秘，通达人间世情，军事谋略和政治方案，当时没有人能跟他相比，这正是他把自己当做张良的缘故。正值二任帝（明元帝）拓跋嗣励精图治之时，又逢三任帝（太武帝）拓跋焘开疆拓土之日。对于崔浩，言听计从，终于扫平北部中国。宠遇既然尊贵，辛勤也随之增加。计谋虽然盖世，权威却没有使人主感到不安。万不料到了最后，竟不能保全，岂不是飞鸟已被射尽，良弓就要收藏！人民的怨恨太多，才使盆罐满盈；个人的阴谋太多，才会招来灾祸。为什么这样智慧的人，而竟受到这样的酷刑！可悲。

    柏杨：崔浩之狱，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疑狱之一。如果只为了他暴露“国恶”，则仅只《资治通鉴》记载，便漏洞百出，高允已经承认是他写的，跟崔浩并无关系，可是刀光血影，仍一直罩住崔浩不放！于是有人认为可能是一场汉民族反抗鲜卑民族统治之战，崔浩密谋起义。这可是罗曼蒂克的想法，一个信奉“明哲保身”哲学的儒家高级知识分子，在一个日正东升、强大无匹的政府中，担任言听计从的宰相高位，他就永不会谋反。帝王杀人，对不是谋反的人，还要诬以谋反；对真正谋反的人，反而隐瞒，逻辑的轨迹，岂不奇怪？而拓跋焘又怎么会在叛徒处死之后，立刻感到后悔？又有人认为，这是崔浩鼓励屠杀佛教徒的报应，就更不知所云，当是出自佛教徒之口，非佛教徒的人，不敢置喙。

　　我们认为崔浩之狱，有两个原因，其一，仍是官方宣布的暴露国恶。其二，则是宫廷斗争。

　　问题在于，“国恶”是什么？暴露了什么样的“国恶”？《资治通鉴》上一字不提，《魏书》上一字不提，《北史》上也一字不提，使人无法了解拓跋焘何以大怒若狂？但我们可以肯定，这个“恶”一定是一个使任何人都会唾弃的恶，史学家才不敢透露半点风声。不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史书的夹缝中，仍可以找到该“恶”。该“恶”是惊人的，所有史书都记载杀害老父拓跋什翼犍的凶手是拓跋实君，而事实上凶手却是拓跋珪。《晋书·苻坚载记》说：三七六年，前秦帝国在消灭前凉王国后，派安北将军苻洛，向当时尚是代王的拓跋什翼犍进攻。拓跋什翼犍大败，向北逃亡，苻洛追击，拓跋什翼犍走投无路，逃入阴山。他的儿子拓跋珪，用暴力把老爹制服，投降。苻坚对这种悖逆行为，大为震骇，遂把拓跋什翼犍送到国立大学读书，而把拓跋珪放逐到巴蜀（重庆市和四川省）。直到肥水战后（参考三八三年十月），拓跋珪才追随舅父慕容垂，进入中山（河北省定州市）。而拓跋珪，正是北魏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太祖道武帝），也正是拓跋焘的祖父。面对创业始祖敬爱的祖父竟是一个卖父求荣的逆子，而且刻石立碑，宣扬得全世界都知道，孝子贤孙像爆炸了似的急于报复，心情可以理解。

　　关于拓跋珪出卖老爹的行为，在一群文妖的设计下，就忽然冒出一个来历不明的“拓跋实君”充当凶手；再冒出一个来历不明的“拓跋实”（二人名字几乎相同），充当现场目击证人，使拓跋什翼犍跟拓跋珪之间的父子关系，变成祖孙。拓跋皇族对这件事好像对一颗病牙一样的敏感，不但伪造一个拓跋实君当拓跋珪的爹，还一口否认拓跋什翼犍曾被前秦帝国俘虏过；因之顺理成章的也隐瞒了拓跋珪卖父求荣的事实。《宋书·索虏传》记载：“拓跋什翼犍被苻坚击破，掳往长安。”北魏帝国为什么坚不吐实？只因一漏口风，数恶并发。崔浩相信拓跋焘的“务从实录”保证，而竟真的“是什么，就写什么！”高允所以没有事，因为《太祖记》（拓跋珪传）是邓渊所写，而拓跋珪老爹拓跋什翼犍传——出毛病的那篇，是谁写的？高允闭口不谈，他晓得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他知道他不会死。何况，他因站对了边，此时正在上风。

　　崔浩显然得罪了太子拓跋晃，任何一个宝座法定继承人，都注定的会有一个摇尾系统，以崔浩的聪明，他当然了解不能跟正在受宠的太子对抗，但每个人都有盲点，而崔浩却有两个，一是他竟然相信专制头目的保证，另一是他认为他可以击败拓跋晃的摇尾系统。高允已经一语道破他的危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而跟有权势在上位的人对抗。”

　　有一件反常的事是，崔浩自被捕到处决，当中经过皇帝拓跋焘的亲自审讯，他却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史书形容他“惶惑不能对”，而高允却条理分明；这可真是把读史的人全当成呆头鹅，有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一个小人物被控告，没有理还要说出一箩筐理，以崔浩的能力和口才，又面对五族屠灭的威胁，正是他申诉、辩解，甚至请求宽恕，或甚至表明严正立场的唯一机会，怎么反无一语？他又不是没有见过拓跋焘，又怎么会怕成那个样子？人在绝望之际，虽然因性格的不同而反应不一，但不外是破口大骂，或侃侃而谈，或哀求呼冤，或吞声不语，悲愤抗议。而崔浩不然，他在被卫士撒尿到他头上、脸上、身上时，只能发出“嗷嗷”悲号，原因何在？我们认为，崔浩的口腔，受到酷刑破坏，已不能言语。在历史上有同类型的例证，可供参考，十九世纪二〇年代，清王朝远征军在新疆生擒变民首领张格尔，清帝（八任宣宗）旻宁亲自询问他叛变原因，官员们因为恐惧他讲出官逼民反黑幕，于是灌下毒药，使他的口舌溃烂。等到晋见时，张格尔口角吐沫，情状悲苦，对于旻宁所提的问题，一字不能回答，遂寸寸磔死。很显然的，崔浩一开始便遭到毒手。

　　凶暴的恶棍无赖——不管他是君主，或是流氓，最大的变数是一样的，翻脸比翻书还要快，上一分钟还对你推心置腹，作出千金一诺，使你感动得愿为他效死，下一分钟他已把利刃插入你的胸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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