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517——领导人的格局决定国家的出路

原文： 

海西公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

燕魏尹范阳王德素与垂善，及车骑从事中郎高泰等，皆坐免官。尚书右丞申绍言于太傅评曰：“今吴王出奔，外口籍籍，宜征王僚属之贤者显进之，粗可消谤。”评曰：“谁可者？”绍曰：“高泰其领袖也。”乃以泰为尚书郎。泰，瞻之从子；绍，胤之兄也。

秦留梁琛月馀，乃遣归。琛兼程而进，比至鄴，吴王垂已奔秦。琛言于太傅评曰：“秦人日阅军旅，多聚粮于陕东。以琛观之，为和必不能久。今吴王又往归之，秦必有窥燕之谋，宜早为之备。”评曰：“秦岂肯受叛臣而败和好哉！”琛曰：“今二国分据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温之入寇，彼以计相救，非爱燕也。若燕有衅，彼岂忘其本志哉！”评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断。”问王猛，曰：“名不虚得。”评皆不以为然。琛又以告燕主暐，暐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真，真深忧之，上疏言：“苻坚虽聘问相寻，然实有窥上国之心，非能慕乐德义，不忘久要也。前出兵洛川，及使者继至，国之险易虚实，彼皆得之矣。今吴王垂又往从之，为其谋主；伍员之祸，不可不备。洛阳、太原、壶关，皆宜选将益兵，以防未然。”暐召太傅评谋之，评曰：“秦国小力弱，恃我为援；且苻坚庶几善道，终不肯纳叛臣之言，绝二国之好。不宜轻自惊扰以启寇心。”卒不为备。

黄门郎石越聘于燕，太傅评示之以奢，欲以夸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参军河间刘靖言于评曰：“越言诞而视远，非求好也，乃观衅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谋。今乃示之以奢，益为其所轻矣。”评不从。泰遂谢病归。

是时太后可足浑氏侵桡国政，太傅评贪昧无厌，货赂上流，官非才举，群下怨愤。尚书左丞申绍上疏，以为：“守宰者，致治之本。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人出于行伍，或贵戚生长绮纨，既非乡曲之选，又不更朝廷之职。加之黜陟无法，贪惰者无刑罚之惧，清修者无旌赏之劝。是以百姓困弊，寇盗弃斥，纲颓纪紊，莫相纠摄。又官吏猥多，逾于前世，公私纷然，不胜烦扰。大燕户口，数兼二寇，弓马之劲，四方莫及；而比者战则屡北，皆由守宰赋调不平，侵渔无已，行留俱窘，莫肯致命故也。后宫之女四千馀人，僮侍厮役尚在其外，一日之费，厥直万金。士民承风，竞为奢靡。彼秦、吴僭僻，犹能条治所部，有兼并之心，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修，彼之愿也。谓宜精择守宰，并官省职，存恤兵家，使公私两遂，节抑浮靡，爱惜用度，赏必当功，罚必当罪。如此，则温、猛可枭，二方可取，岂特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头什翼犍疲病昏悖，虽乏贡御，无能为患；而劳兵远戍，有损无益。不若移于并土，控制西河，南坚壶关，北重晋阳，西寇来则拒守，过则断后，犹愈于戍孤城守无用之地也。”疏奏，不省。

初，燕人许割虎牢以西赂秦。晋兵既退，燕人悔之，谓秦人曰：“行人失辞。有国有家者，分灾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坚大怒，遣辅国将军王猛、建威将军梁成、洛州刺史邓羌帅步骑三万伐燕。十二月，进攻洛阳。

    柏杨白话版：369年（晋·太和四年）

　　前燕帝国首都邺城市长（魏尹）范阳王慕容德一向跟慕容垂感情亲密，以及车骑大将军府参谋指挥官（车骑从事中郎）高泰，都因此被免除官职。国务院右秘书长（尚书右丞）申绍告诉太傅（上三公之二）慕容评说：“吴王（慕容垂）出奔国外，人民议论纷纷，应该征召吴王僚属中有贤能的人，擢升他们的官职，多少可以减少一点诽谤。”慕容评说：“哪一位可以？”申绍说：“高泰是群龙之首。”遂任命高泰当国务院助理官（尚书郎）。高泰，是高瞻的侄儿（高瞻，参考三一九年十二月）。申绍，是申胤的儿子（申胤，参考本年七月）。

　　前秦帝国挽留前燕帝国使节梁琛长达一月有余，现在送他返国。梁琛不分昼夜赶路，等到抵达首都邺城，吴王慕容垂已经出奔。梁琛告诉太傅慕容评说：“秦国每天操练兵马，在陕县（河南省三门峡市）以东大量聚集粮秣，以我的观察，两国之间的和平，不可能持久。而今，吴王又投奔过去，他们一定有侵略的阴谋，我们应早日准备。”慕容评说：“秦国怎么能够接受我们的叛徒，而破坏两国邦交？”梁深说：“两国割让中原（华北大平原），每国都有吞噬对方的野心。桓温大军入侵的时候，秦国计算利害得失，才发兵相救，并不是喜爱燕国。一旦我们弱点暴露，他们怎么忘掉当初的打算？”慕容评问：“苻坚是个什么样的人？”梁琛说：“英明决断。”慕容评又问：“王猛是个什么样的人？”梁琛说：“盛名没有凭空得到。”慕容评对梁琛的观察分析，认为没有事实根据。梁琛再报告皇帝慕容暐，慕容暐也不同意梁琛的看法。梁琛再报告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太尉）皇甫真，皇甫真深感忧虑，上疏说：“苻坚虽然使节不断，但实际上仍有冒犯我们上国的野心，并不能够仰慕恩德，爱好仁义，永远不忘盟约。上次，他们军队进入洛水流域（指苟池、邓羌，参考本年八月），以及后来使节陆续到达，我们国家的险要地势以及虚实情况，他们都已经知道无遗。而今，吴王又前往投奔，作为智囊；伍子胥样式的灾难，不可不防。洛阳、太原（山西省大原市）、壶关（山西省长治市北），都应选派良将精兵把守，因应未来的变化。”慕容暐召见太傅磋商，慕容评说：“秦国面积小而力量弱，完全依靠我们支援，才能维持，而且苻坚在外交上尽量遵守和平共存原则，绝不会接受叛徒的挑拨，而断绝两国亲密的邦交，不应该无缘无故自己先行惊慌，触发对方的邪念。”始终不肯戒备。

　　前秦帝国派禁宫咨询官（黄门郎）石越出使前燕帝国。太傅慕容评为了夸耀自己国家的富庶，所以尽量显示豪华奢侈。高泰及太傅府军事参议官（太傅参军）河间郡（河北省献县）人刘靖警告慕容评说：“石越言语奇异，眼睛四处张望，并不是来追求和好，而是来对我们侦察，应该展示我们的兵力，才可以摧毁他们的阴谋。而我们展示的却是豪华奢侈，恐怕越发瞧我们不起。”慕容评不接受。高泰遂宣称有病，辞职回家。

　　这时，可足浑太后干涉政治，太傅慕容评贪得无厌，金银财宝，都流入在上位的口袋之中，官员任职升迁，不靠才干，只靠贿赂，人民怨恨愤怒。国务院左秘书长（尚书左丞）申绍上疏，认为：“郡长县长，是政府的基层官员，可是今天的郡长县长，往往不是适当人选。有的是识字不多，从军队中转业从政；有的是皇亲国戚，生长富贵之家。既不是本郡本县的杰出乡亲，又从来没有担任过政府职务。加上升降奖惩，没有法令制度，贪赃枉法，悠忽混世的，不惧怕刑罚；清官循吏，品德高洁的，又没有丝毫赏赐。于是，民穷财尽，遍地盗贼，法律败坏，秩序混乱，机关林立，却没有一人肯负责任。而官员和雇员（吏），数目又特别庞大，超过从前任何时代，公私混乱，骚扰无穷无尽。大燕（前燕）帝国户口的数目，比两个盗匪集团（前秦帝国和晋朝）加起来还要多，兵强马壮，四方都赶不上。可是，最近以来，却屡战屡败，为什么？都为了郡长、县长田赋不公，差役不平，侵夺剥削永没有完，出征的和耕田的，全都陷于穷苦，所以，没有人再肯为国家牺牲性命。陛下皇宫之中，美女就有四千余人，宦官之类奴仆，还都在这四千余人之外，一天的费用，就需要黄金两百万两；知识分子和普通平民，受这种豪华奢侈风气的影响，互相比赛浪费，看谁花得最多！秦国是一个僭伪政权，晋国又远处于荒僻的江南（长江以南），但他们仍然把内部治理得井井有条，有吞并其他国家的野心。反而，我国上上下下，因循苟且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我们政治腐败，正是他们由衷的盼望。所以，应该严格的挑选郡长县长，裁官并职，优待武装部队官兵的家属，使公私两方，都能精益求精，节省开支，珍惜金钱，对有功的人才赏，对有罪的人才罚。如果能够这样，则桓温、王猛的人头可以砍下，两个敌国可以消灭，岂仅仅限于保境安民！又，索头部落（代王）拓跋什翼犍既老且病，昏庸狂悖，虽然没有经常进贡，但对我们并没有冒犯；我们大军远远北调，对自己只有损害，没有益处（当时，前燕帝国军进驻并州【山西省中部】北境，防备拓跋什翼犍）。不如移驻并州，控制西河（山西省离石县），南方保护壶关，北方捍卫晋阳（山西省大原市）；西方盜寇（前秦帝国）来时用以拒守，去时用以截断他们的殿后部队。总比远在塞外驻守一座孤城，保卫一块毫无用处的土地，要好得多。”

　　奏章呈上去后，如石沉大海，没有反应。

　　最初，前燕帝国在情势紧急时，承诺把虎牢以西割让给前秦帝国，换取救兵（参考本年七月）。晋军败退之后，前燕帝国对这项承诺十分后悔，告诉前秦帝国说：“我们并没有说过这种话，定是使节词不达意，才生出这个误会。有国有家的人，互相救灾救祸，应是人之常情。”前秦帝国天王苻坚听到这种回答，怒不可遏，决心采取军事行动，下令动员。

　　苻坚派辅国将军王猛、建威将军梁成、洛州（州政府设陕城【河南省三门峡市】）州长邓羌，率步骑兵混合兵团三万人，向前燕帝国发动攻击。

　　十二月，苻坚进攻洛阳。

读书笔记：领导人的格局决定国家的出路。三国中燕国国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但是慕容评对“国际”形势缺乏最基本的判断，对内只知贪污，不懂治理，几年时间，便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当初慕容恪看到了问题所在，但是不能下决心抑制慕容评，重用慕容垂；慕容垂看到了，囿于礼法观念，不能行“非常之事”，选择逃走，国家终于陷入困局。小理要服从大理，小德要服从大德，小义要服从大义。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是最大的理，最大的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或者可以加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礼法避趋之？如果当初慕容垂能听儿子的话，为国除害，然后励精图治，虽然有违礼法，但于国于民，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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