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509——庚戌土断王述务实

原文：

孝宗穆皇帝下兴宁元年（公元363年）

五月，加征西大将军桓温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假黄钺。温以抚军司马王坦之为长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掾郗超为参军，王珣为主簿，每事必与二人谋之。府中为之语曰：“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温气概高迈，罕有所推。与超言，常自谓不能测，倾身待之，超亦深自结纳。珣，导之孙也，与谢玄皆为温掾，温俱重之。曰：“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玄，奕之子也。  

    孝宗穆皇帝下兴宁二年（公元364年）

三月，庚戌朔，大阅户口，令所在土断，严其法制，谓之《庚戌制》。   

五月，戊辰，以扬州刺史王述为尚书令。加大司马温扬州牧、录尚书事。壬申，使侍中召温入参朝政，温辞不至。

王述每受职，不为虚让，其所辞必于不受。及为尚书令，子坦之白述：“故事当让。”述曰：“汝谓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让自美事耳！”述曰：“既谓堪之，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及也。”

秋，七月，丁卯，诏复征大司马温入朝。八月，温至赭圻，诏尚书车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居之，固让内录，遥领扬州牧。

柏杨白话版：363年（晋·隆和二年）

五月，晋朝政府加授征西大将军桓温高级咨询官（侍中）、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全国各军区总司令长官（都督中外诸军事）、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假黄钺”。

桓温延聘抚军将军府军政官（抚军司马）王坦之当秘书长（长史）。王坦之，是王述的儿子（王述时任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又延聘征西将军府秘书（征西掾）郗超当军事参议官（参军），王珣当主任秘书（主簿）。每件事都跟郗超、王珣磋商后才定案。司令部官员传出谚语说：“胡子参军，矮子主簿（郗超胡子多，而王珣身材短小），能使桓公喜，能使桓公怒。”桓温意气高傲，见解超人一等，很少佩服别人。只有跟郗超谈话时，常说：“不能预测郗超的反应。”所以推心置腹的相待，而郗超也诚心诚意回报。王珣，是王导的孙儿，跟谢玄同时担任桓温的秘书，桓温对二人同样尊重。桓温说：“谢玄四十岁时一定门竖大旗，手握军符；王珣头发还乌黑时，就会升到三公高位。二人都是不容易得到的英才。”谢玄，是谢奕的儿子。

364年（晋·兴宁二年）

三月一日，晋朝（首都建康【江苏省南京市】）实施全国户口总调查，重新整理户籍。流亡的北方侨民所保持的旧籍贯一律撤销，而把现在所居郡县作为新籍贯。法令规定严格，称《庚戌诏书》（三月一日干支是“庚戌”）。

　　晋帝（十二任哀帝）司马丕（本年二十四岁）相信法术师的话，不吃饭，只吃药，以求长生（司马丕本年才二十四岁，距“老”还远，距“死”更遥不可及）。高级咨询官（侍中）高崧规劝说：“这种事情，身价高贵的帝王不适合去做。陛下这项过失像日食月食一样，天下人全都知道。”司马丕不接受。

　　三月二十二日，司马丕药毒发作，患病卧床，不能处理政务，皇太后褚蒜子再度临朝摄政。

五月二十日，晋朝政府擢升京畿总卫戍司令（扬州刺史）王述当国务院总理（尚书令）。加授最高指挥官（大司马）桓温京畿总卫戍司令、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

　　五月二十四日，晋帝司马丕派高级咨询官（侍中）征召桓温到中央亲自主持政府，桓温推辞不肯。

　　王述每次接受新的官职，从不虚情假意的表示谦虚；但是，凡他辞让的，一定不会辞让了一阵之后仍去接受。擢升国务院总理时，他的儿子王坦之说：“依照惯例，应该表示辞让。”王述说：“你认为我的能力不足以胜任？”王坦之说：“当然不是，而是觉得谦让是一件美事。”王述说：“我既然有能力担任这个工作，为什么要假装没有能力担任这个工作？人家都说你比我强，实际上你赶不上我。”

　　秋季，七月二十日，晋帝司马丕下诏再征召最高指挥宫（大司马）桓温到中央政府。

八月，桓温应召东下，抵达赭圻（安徽省繁昌县西北黄河南岸）。第二次诏书由国务院执行官（尚书）车灌送达军中，撤销前令。桓温遂停止前进，就在赭圻筑城，坚决辞让主管政府机要（录尚书事），而只遥兼京畿总卫戍司令（遥领扬州牧）。

读书笔记：西晋时已出现土断概念。晋初司空卫瓘主张恢复汉代乡举里选法。户籍都按住地编定，取消客籍户，选举由乡里评定。这是针对九品中正制的弊病提出的。东晋、南朝的土断则是针对当时侨人和侨州郡而实行的政策。

西晋末，北方人民大量南流，东晋建立后，政府设立了许多侨州、侨郡、侨县予以安置(见侨州郡县)。他们只在这种侨立的地方机构登记，称为侨人。侨人的户籍称为白籍，不算正式户籍，入白籍者不负担国家调役(见黄籍)。侨人有的相对集中，有的居住分散，“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他们虽在侨县登记户籍，却不住在侨县寄治的地方。侨州和它所属的郡县也不是都在一处，有的相距很远，管理极为不便。侨州、郡、县开始也只是办事机构，并无实土，所以仅在晋陵(今江苏常州一带)一郡就有侨立的徐、兖、幽、冀、青、并六州的十多个郡级和六十多个县级机构。各州侨人既和原来的江南土著百姓杂处，又彼此相互混居，却分属于不同的州、郡、县管理。流民南下之初，多数还想重返故里，所以莫不各树邦邑，思复旧井。而且流人初到，并无产业，为了安抚他们，凭借他们的武力为北伐资本，也不能不给以优复特权。但北伐多次失败，重返绝望，居处既久，人安其业。侨人中的上层已多占有田园别墅；下层的除了沦为部曲、佃客、奴婢者外，也通过开荒或其他手段取得少量土地，成为自耕农民。他们与土著百姓生活无异而负担不同，容易引起侨旧矛盾。而且许多江南农民也逃亡而变成豪强私附。这些都不利于东晋政府的统治，因此东晋政权在江南站稳脚跟之后，便要实行土断政策。

土断政策的中心内容是——整理户籍。居民不分侨、旧，一律在所居郡县编入正式户籍，取消对侨人的优待。此举，有利于政府制定统一的对民政策，缓和原住民和侨民之间的矛盾，打击豪强势力，维护统治秩序。

为了编定统一户籍，必须划定郡县疆界，取消一些流寓郡县，同时从南方旧郡县的领土中分割出一部分作为保留的侨郡县的实土。又调整其隶属关系，或把新获实土的侨郡县交旧州郡领导，或把旧郡县割归新立的侨州郡管辖，使州郡与所属郡县不至于相互隔越。与此同时，清查隐匿漏户，把逃亡的农民和由豪强隐占的私属等人力资源清查出来，使之成为政府的赋役对象，这也是土断的重要目的，而在南朝后期更为侧重。

东晋的第一次土断是在成帝的咸和年间(326～334)。以后东晋及宋、齐、梁、陈历代都进行过土断，见于记载者共有十次。本年的“庚戌土断”和安帝义熙八年至九年(412～413)由刘裕(即宋武帝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都以严格执行见称。

土断受到侨人及一些大族的反对，士族害怕丧失作为北来高门的标帜，百姓则深知从此要负担沉重的调役，所以宋孝武帝时，雍州刺史王玄谟要土断雍州侨民，侨居雍州的河东大族柳氏带头反对，宋政府以百姓不愿属籍，停止实行。即使以严厉著称的义熙土断，也把在晋陵界内的徐、兖、青三州流人除外，因为这三州流人正是组成刘裕的基本武力北府兵的主要成分，刘裕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在土断时保留部分侨州、郡、县，并从南方原有州郡中划出部分土地来归它们管辖。这是照顾侨人大族利益的措施，也是一部分北来大族赞成土断的条件。

土断结果使政府增加了收入和兵源，“财阜国丰”；侨人则加入了负担调役的行列，从此由北人变成了南人，客观上加速了南北人民的融合。由于每次土断都不能彻底，遗留下一批没有著籍的侨人；又由于北方流人不断南下，新的侨人和侨郡县不断出现，所以土断政策继续推行，贯串整个东晋、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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