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329——西晋何以灭亡

原文： 

孝愍皇帝下建兴四年（公元316年）

干宝论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硕量，应时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宽绰以容纳；行数术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于是百姓与能，大象始构。世宗承基，太祖继业，咸黜异图，用融前烈。至于世祖，遂享皇极，仁以厚下，俭以足用，和而不弛，宽而能断，掩唐、虞之旧域，班正朔于八荒，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乐其生矣。

    武皇既崩，山陵未干而变难继起。宗子无维城之助，师尹无具瞻之贵，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国政迭移于乱人，禁兵外散于四方，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戎、羯称制，二帝失尊，何哉？树立失权，托付非才，四维不张，而苟且之政多也。

夫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理节则不乱，胶结则不迁。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长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爱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积基树本，如此其固。今晋之兴也，其创基立本，固异于先代矣。加以朝寡纯德之人，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黜以为灰尘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涂，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其妇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动，有逆于舅姑，有杀戮妾媵，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

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纯、贾充之争而见师尹之多僻，考平吴之功而知将帅之不让，思郭钦之谋而寤戎狄之有衅，览傅玄、刘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民风国势，既已如此，虽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犹惧致乱，况我惠帝以放荡之德临之哉！怀帝承乱得位，羁以强臣；愍帝奔播之后，徒守虚名。天下之势既去，非命世之雄才，不能复取之矣！

    柏杨白话版：316年（建兴四年）

　　干宝论曰：

　　当初，高祖宣皇帝（司马懿）一代英雄，应时崛起，天性深沉，感情不露于外，好像一座城堡。可是，他气度宽大，有容人之量。虽然用权术统御万物，却能够知人善任。人民崇拜他的才能，伟大的气象开始有了结构。世宗（司马师）继承基础，太祖（司马昭）继承产业，铲除反抗（指诛杀李丰、毌丘俭、诸葛诞等），团结力量。到了世祖（一任帝司马炎），终于登上皇帝宝座，用爱心厚待部属，用节俭使国家富裕，和睦而不松懈，宽容而能决断，疆域扩张，包括伊祁放勋（唐）、姚重华（虞）在位时的版图，颁布的“年号”推行到四面八方的蛮荒。当时，有“天下没有穷人”的谚语，虽然还没有进入真正太平盛世，但也足以说明人民乐意活下去的原因。

　　武皇帝（司马炎）死后，坟墓上的泥土还没有干，变乱已相继兴起，皇家子弟不能帮助政府维护社会安定，高级官员没有一个人具有使人民瞻仰信赖的高贵品德。早上还是伊尹（商王朝宰相）、姬旦（周王朝宰相）之类圣人，晚上就成了姒履癸（桀）、柳跖（春秋时代大盗）之流的奸邪。国家最高权力一直在恶棍手上传来传去，保卫中央的禁卫军，纷纷逃亡到外地；独当一面的地方官员，没有强大的军力；关卡要塞，脆弱得像一根草绳。蛮夷登上宝座，而我们的两位皇帝，却丧失尊贵地位（指五任帝司马炽、六任帝司马邺被俘）。原因何在？在于武皇帝所指定的继承人失去大权，所托付的辅佐人并不恰当，礼义廉耻丧失，卑鄙污浊的行为太多。

　　基础宽广，房屋就不易倒塌；根部入地深厚，树木就不易拔出；有条理有节制，秩序才不致混乱；有执著有坚持，人民才不会无所适从。从前的君王，所以能使他的政权长久存在，道理在此。周王朝自从他们的祖先姬弃（后稷）爱护人民开始，经过十六个酋长，直到姬发（武），才正式取得政权，建立王朝，他们所累积的基础和深入泥土的根基，是如此的坚固。可是晋王朝兴起的景观，立基扎根的情形，本来已跟前代有所不同；再加上政府中缺少品德纯正的官员，民间缺少正直清高的士绅。风俗邪恶淫乱，崇拜不应崇拜的东西，羞耻不应羞耻的行为。知识分子肯定《老子》、《庄子》才是正统，贬黜儒家学派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议论的人认为，只说话不做事是境界高超，实践力行是低贱庸俗。担负行政责任的人，认为放荡污浊是豁达大度，遵守承诺、坚持立场是落伍顽固。进入仕途的人，认为用不道德的方法取得官位，是一种高贵，正正当当靠才干能力升迁的，受到轻视。手握权柄的人，认为不辨是非，只闭着眼签字，才是风流洒脱，对勤劳认真则加以嘲笑。

　　所以，刘颂屡次强调治国方法，傅咸经常纠正奸邪作风，大家反而抨击他们只注意俗事。而一些每天除了高唱虚空，不负责任，依附无心无肝的人，却都名重四海，受到尊敬。像姬昌（文王）那种太阳已经偏西还没有进餐，像仲山甫（前九世纪周王朝国务官）那种日夜都不懈怠的态度，世人会嗤之以鼻，而把姬昌、仲山甫免职，当做一撮灰尘般抛弃。在这种情形下，无论诽谤或赞美，都跟善恶的事实恰恰相反；知识分子全副精力都投入钻营奔走和拍马贿赂。有人事权的人，为了安置私人，去选择官位；当官的人，为了自己利益，才接受官职。豪门大户、皇亲国戚的子弟，可以超越等级，直线上升，根本不受文官制度的拘束。悠悠风尘，全都是争权夺利之士；高官贵爵成百上千，没有一个人谦逊推让。

　　刘寔曾著《崇让论》（参考二八九年），但没有人反省。刘颂制定九级的文官升迁程序（参考二九九年八月），却受到反对，不能实行。妇女们不知道缝纫，兴之所至，纵情任性，甚至忤逆公婆，有的更诛杀陪嫁侍女或丈夫的姬妾；做父兄的对她竟毫不责备，天下人也都不认为她有什么不对。礼教刑罚，政治制度，完全崩溃。“国家将亡之时，根部一定先烂。”（《左传》语）大概就是指此。

　　观察阮籍的行为（参考二六二年），可知道礼教崩溃的原因。观察庾纯、贾充的争执（参考二七一年五月、二七二年十二月），可知道高阶层的邪恶。观察削平东吴帝国时的争功情形（参考二八〇年五月），可知道将领们不能互相容忍。观察郭钦的谋略（参考二八〇年十月），可知道蛮夷为什么背叛。观察傅玄、刘毅的言论，可知道文武百官的污秽堕落（傅玄奏章，参考二六五年十二月，刘毅奏章，参考二八四年正月）。观察傅咸的奏章（参考二九四年）和鲁褒的《钱神论》（参考二九九年八月），可知道贪赃枉法的行为竟是完全公开。

　　民间风俗，国家大势，已经成了这个样子，即令是一个中等才能、奉公守法的帝王主持国政，恐怕仍会发生灾祸。何况惠帝（二任、四任帝司马衷）完全授权给别人？怀帝（五任帝司马炽）在大乱中登上帝位，受到强梁大臣（指“八王之乱”最后一王司马越）的控制。愍帝（六任帝司马邺）在东奔西跑之后，不过徒拥皇帝的虚名。天下已经失去，除非是超越一世的雄才，再不能恢复当年。

读书笔记：只务虚不务实是西晋的重要问题，但并不足以导致西晋的灭亡。司马炎选择白痴司马衷作为接班人，又没有事先确定好辅政大臣，而且留贾后在司马衷身边，导致权力中心失衡，才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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