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304——长安政府纸上谈兵

   原文：  

孝愍皇帝上

孝怀皇帝下建兴元年（公元313年）

壬辰，以琅邪王睿为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南阳王保为右丞相、大都督，督陕西诸军事。诏曰：“今当扫除鲸鲵，奉迎梓宫。令幽、并两州勒卒三十万直造平阳，右丞相宜帅秦、凉、梁、雍之师三十万径诣长安，左丞相帅所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同赴大期，克成元勋。”

帝遣殿中都尉刘蜀诏左丞相睿以时进军，与乘舆会於中原。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辞以方平定江东，未暇北伐。

刘隗雅习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亲爱之。

熊远上书，以为：“军兴以来，处事不用律令，竞作新意，临事立制，朝作夕改，至于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谘，非为政之体也。愚谓凡为驳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也。”睿以时方多事，不能从。

    柏杨白话版：313年（晋·永嘉七年）

　　五月十八日，晋帝国政府（首都长安）任命琅邪王司马睿当左丞相、总司令官（大都督）、东部中国（陕东·河南省三门峡市以东）军区司令官（督陕东诸军事）；南阳王司马保（时在上邽）当右丞相、总司令官，西部中国（陕西·河南省三门峡市以西）军区司令官（督陕西诸军事。前十二世纪末叶，周王朝二任王【成王】姬诵在位时，从陕县【河南省三门峡市】画一条纵线，陕县以东【东部中国】由周公姬旦当总督，陕县以西【西部中国】由召公姬奭当总督。参考《公羊传》〈前七一八年〉。一世纪初叶，新王朝皇帝王莽在位时，也从陕县画一条纵线，命甄丰当西中国总督，平晏当东中国总督。参考一〇年十二月。晋帝国政府措施，仍是“分陕而治”古意）。晋帝司马邺下诏说：“现在，当扫除像巨鲸一样的残忍凶手，迎回先帝（五任帝司马炽）的灵柩。兹令：幽州、并州动员士兵三十万人，直指平阳（汉赵帝国首都·山西省临汾市）。右丞相（司马保）应率秦州、凉州、梁州、雍州部队三十万人，前来长安。左丞相（司马睿）率所领精锐部队二十万人，进攻洛阳。在约定时间会师，完成伟大的使命。”（这是一项典型的纸上作业，痴人说梦。此时何时？二十万人、三十万人何在？即令有此力量，也无此忠心。）

　　晋帝国皇帝司马邺派宫廷禁军司令（殿中都尉）刘蜀，送达诏书给左丞相司马睿，指定时间进军，跟皇帝亲统的东征部队在中原会师。

　　八月二十日，刘蜀抵达建康（建康即建业【江苏省南京市】，为了避皇帝司马邺的“讳”，从此改称建康。如果皇帝名司马人，大概人就不能称“人”，只好称“禽兽”了。儒家系统这种文字游戏，直到二十世纪方才绝迹，然已侮弄中国人三千年之久）。司马睿认为，刚刚平定江东（江苏省南部太湖流域），没有时间北伐。

  刘隗熟悉文学历史，洞察司马睿的心意，百般逢迎，所以司马睿对他特别亲爱信任。

　　主任秘书熊远上书司马睿，认为：“自从战乱以来，政府行事，不遵照法令规章，大家争着自作主张，临时创立制度；早上刚刚实施，晚上又有变更；甚至身为首长的官员，不敢依法办事，任何问题，都向上级请示，这不是正常的政治体制。我认为：任何批驳或任何建议，必须遵守法令规章，或遵照儒家学派的经典。不可以完全诉诸情绪，使所作裁决，既没有依据，又没有标准，这样就摧毁了旧有的法治基础。如果要想在政治上突破传统的约束，因时因地因事，随机应变，斟酌当时情势，自作决定，只有君王们才可以，臣属们不应有这种权力。”司马睿因为正逢多事之秋，不能采纳。

读书笔记：即使是政权稳定的中央政府，一次动员80万人也是一件天大的事，不知道长安流亡政府那几个穷得一塌糊涂的当权者凭什么认为他们可以做到！况且各方势力各怀异心，谁会听他们的？果然首先皇族司马睿就找借口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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