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233——裴頠《崇有论》

原文：世祖武皇帝下元康七年（公元297年）

    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万钱。

丁丑，京陵元公王浑薨。九月，以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司徒，太子太师何劭为尚书左仆射。戎为三公，与时浮沉，无所匡救，委事僚寀，轻出游放。性复贪吝，园田遍天下，每自执牙筹，昼夜会计，常若不足。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种，常钻其核。凡所赏拔，专事虚名。阮咸之子瞻尝见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是时，王衍为尚书令，南阳乐广为河南尹，皆善清谈，宅心事外，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衍与弟澄，好题品人物，举世以为仪准。衍神情明秀，少时，山涛见之，嗟叹良久，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乐广性冲约清远，与物无竞。每谈论，以约言析理，厌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论人，必先称其所长，则所短不言自见。王澄及阮咸、咸从子修、泰山胡毋辅之、陈国谢鲲、城阳王夷、新蔡毕卓，皆以任放为达，至于醉狂裸体，不以为非。胡毋辅之尝酣饮，其子谦之窥而厉声呼其父字曰：“彦国！年老，不得为尔！”辅之欢笑，呼入共饮。毕卓尝为吏部郎，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甕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乐广闻而笑之，曰：“名教内自有乐地，何必乃尔！”

初，何晏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贤者恃以成德。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王衍之徒皆爱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诞为美，弛废职业。裴頠著《崇有论》以释其蔽曰：“夫利欲可损，而未可绝有也；事务可节，而未可全无也。盖有饰为高谈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称空无之美。形器之累有征，空无之义难检；辩巧之文可悦，似象之言足惑。众听眩焉，溺其成说。虽颇有异此心者，辞不获济，屈于所习，因谓虚无之理诚不可盖。一唱百和，往而不反，遂薄综世之务，贱功利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人情所徇，名利从之，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职，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礼，忽容止之表，渎长幼之序，混贵贱之级，甚者至于裸裎亵慢，无所不至，士行又亏矣。

“夫万物之有形者，虽生于无，然生以有为已分，则无是有之所遗者也。故养既化之有，非无用之所能全也；治既有之众，非无为之所能修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于心，然不可谓心为无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须于匠，然不可谓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渊之鳞，非偃息之所能获也；陨高墉之禽，非静拱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观，济有者皆有也，虚无奚益于已有之群生哉！”然习俗已成，頠论亦不能救也。

    柏杨白话版：294年（西晋 元康四年）

　　七月丁丑日（本月丁未朔，没有丁丑），宰相（司徒）、京陵公（元公）王浑逝世（年七十五岁）。九月，擢升国务院右副行政长官（尚书右仆射）王戎为宰相（司徒），太子太师（太子三师之一）何劭为国务院左副行政长官（尚书左仆射）。

　　王戎身为三公，随波逐流，与世浮沉，对国家大事，从不提一点意见，全都推给僚属，只喜爱到外面游逛。而性情却十分吝啬，田产林园，遍布全国；经常自己摊开账簿，拿起算盘，夜以继日的筹划计算，好像他的财富仍然不够。家里有棵好李树，果实鲜美，摘下来贩卖，又怕别人得到树种，所以就把李核剔出。对于任命官员，不管实际能力，只看对方的知名度。阮咸（“竹林七贤”之一，参考262年）的儿子阮瞻，曾经晋见王戎。王戎问：“圣人尊重名教（儒家学派的名分和人伦规范），李耳（老子）、庄周（庄子）则提倡自然，意义是不是相同？”阮瞻说：“似相同！”王戎赞叹不已，遂延聘他担任宰相府秘书（掾），为时人称：“三字秘书。”

　　那时候，王衍为国务院最高行政长官（尚书令），而南阳郡（河南省南阳市）人乐广当首都洛阳市长（河南尹），都精于“清谈”（穷嚼蛆），对他们职务上的工作，全不关心，认为那是“俗事”，而把所有精力，用到“俗事”之外。但名望震动天下，不论朝廷官员和乡野小民，对他们都十分敬慕，争相仿效。王衍跟他的老弟王澄，喜爱批评人物，全国一致认为是公平的定论。王衍一表人才，眉清目秀，小时候，山涛看到他，感叹很久，说：“谁家老太婆，生下这么漂亮的儿子！可是，误尽天下苍生的，可能也就是他。”乐广性情谦让，从不跟人争执。每次谈论，都用最简单的言辞，分析事理，使人心服。但对于自己所不知道的事，则从不发言。批评别人时，一定先称赞对方的优点，则对方的缺点自然显示。

　　王澄跟阮咸、阮咸的侄儿阮脩、泰山郡（山东省泰安市东）人胡毋辅之（胡毋，复姓）以及陈国（河南省陈留县）人谢鲲、城阳郡（山东省莒县）人王尼、新蔡郡（河南省新蔡县）人毕卓，都认为放荡任性，就是开朗豁达；甚至狂醉酗酒，赤身露体，也不以为非。胡毋辅之曾经大饮特饮，他儿子胡毋谦之从门缝往里偷瞧，厉声高叫老爹的别名：“彦国（胡毋辅之），你年纪已老，不准再喝。”胡毋辅之大笑，把儿子叫进去共饮。毕卓曾经为过国务院文官部助理官（吏部郎），邻居刚酿出新酒，毕卓乘着三分醉意，半夜爬进邻居酒窖，偷喝个够，被看管酒窖的人捉住，捆绑结实；第二天天亮查问他，才知道是文官部的助理官。乐广听到这些消息，笑说：“名教（儒家学派的名分和人伦规范）之中，也有乐趣，何必如此！”

　　最初，何晏（参考249年）等遵奉老庄哲学，理论基础是：“天地万物，来自‘虚无’；‘虚无’产生天地万物，没有一个地方不存在‘虚无’。阴和阳靠‘虚无’调和生命，贤能的人用‘虚无’肯定自我。‘虚无’发展到巅峰时，即令没有官爵，也照样尊贵。”王衍之辈，对这种理论十分崇拜。于是，朝廷士大夫，一致认为浮夸怪诞才是美德；敬业的和脚踏实地苦干的精神，遂全被破坏。

　　高级咨询官（侍中）裴頠对这种现象深为忧虑，特撰写《崇有论》一文，抨击他们的弊端，说：“利禄和私欲可能把程度减低，但不可能根绝。国家行政和世间事务，可以使它简单，但不可能全部铲除。有些人为了美化‘清谈’，特别指出许多受外物制约的痛苦，强调‘虚无’是一种高尚的境界。外物制约是明显的事实，而‘虚无’是不是一种高尚的境界，谁也拿不出证据。巧妙辩论的文章，使人欢愉；似是而非的言论，使人迷惑。大家听得太多，头晕目眩，久而久之，遂觉得他们的话也有道理。虽然有人洞察到其中荒谬；可是，却因不善于表达，而又被社会风气所笼罩，只好屈服，承认无法跟‘虚无’理论抗衡。

　　于是，一唱百和，好像掉到泥沼之中，越陷越深，没有能力拔出双腿。大家就再也不管国家大事和人民疾苦，瞧不起实际工作，不再尽职务上的责任；反而认为天下最高贵的行为，就是高谈阔论，最卑贱的事业，就是尽忠职守。人情的趋向如此，名利自然紧随在后。迎合潮流的人阐扬发挥，内向的人也由衷赞成；发表言论时，不切实际，称为‘玄妙’；担任官职的，不接触他的业务，称为‘高雅’；不顾清白之身，贪污败德的，称为‘豁达’。互相勉励，严守节操的人，反被摧残。放荡的人，甚至颠倒婚丧大事的礼仪，改变行为举止，亵渎长辈和晚辈之间的人伦关系，混淆尊贵和卑贱之间的阶层分别。有的更脱光衣服，游戏打闹，无所不为。知识分子的德行，受到伤害。

　　天下万物，虽然都来自‘虚无’，然而天下万物诞生之后，‘虚无’被扬弃，二者就有了分别。所以对于已经发生了的‘存在’，‘虚无’已无能为力。治理‘存在’的民众，不能依赖‘虚无’的手段。‘构想’不是‘实践’，而‘实践’必然先有‘构想’，不可以说‘构想’就是‘虚无’。工匠不是器物，但制造器物，必须工匠，不可以说工匠就是‘虚无’。要想捕捉藏在深水里的鱼，躺着不动，绝捕捉不到。要想猎取栖在高墙上的鸟，双手不动，绝猎取不到。由此观察，对于‘存在’，必须‘实践’，‘虚无’怎么能有益于已经‘存在’的人群？”

　　然而，清谈已成为社会风气，裴頠的言论不能扭转。

读书笔记：“遂薄综世之务，贱功利之用，高浮游之业，卑经实之贤。人情所徇，名利从之，于是文者衍其辞，讷者赞其旨。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职，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

“无”和“有”的讨论，本来应该是学术圈讨论的问题，但在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学术圈和政治圈高度重合，以致二者互相牵，既影响了学术的发展，也影响了政治的进步。

晋朝的官僚士大夫， 全都崇尚远离实务，只知道聚敛钱财，奢侈享受，醉心于清淡和美酒美女，没有人关心国家大事和百姓疾苦。这是因为从曹魏到司马氏，都是和平政变夺取政权，和平过渡固然好，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须采取高压政策，排除异己，带来的负责影响就是官员和知识分子陷入清淡，实务型人才消耗怠尽，国家治理出现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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