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228——刘颂劝司马炎立教定制

原文：

世祖武皇帝下太康十年（公元289年）

淮南相刘颂上疏曰：“陛下以法禁宽纵，积之有素，未可一旦直绳御下，此诚时宜也。然至于矫世救弊，自宜渐就清肃；譬犹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当渐靡而往，稍向所趋，然后得济也。自泰始以来，将三十年，凡诸事业，不茂既往，以陛下明圣，犹未反叔世之敝，以成始初之隆，传之后世，不无虑乎！使夫异时大业，或有不安，其忧责犹在陛下也。臣闻为社稷计，莫若封建亲贤。然宜审量事势，使诸侯率义而动者，其力足以维带京邑；若包藏祸心者，其势不足独以有为。其齐此甚难，陛下宜与达古今之士，深共筹之。周之诸侯，有罪诛放其身，而国祚不泯；汉之诸侯，有罪或无子者，国随以亡。今宜反汉之敝，循周之旧，则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万事至众，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是以圣王之化，执要于己，委务于下，非惮劳而好逸，诚以政体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别能否，甚难察也；因成败以分功罪，甚易识也。今陛下每精于造始而略于考终，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诚能居易执要，考功罪于成败之后，则群下无所逃其诛赏矣。古者六卿分职，冢宰为师；秦、汉已来，九列执事，丞相都总。今尚书制断，诸卿奉成，于古制为太重。可出众事付外寺，使得专之；尚书统领大纲，若丞相之为，岁终课功，校簿赏罚而已，斯亦可矣。今动皆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复以罪下，岁终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夫细过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矣。近世以来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盖由畏避豪强而又惧职事之旷，则谨密网以罗微罪，使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在其中矣。是以圣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责凶猾之奏，则害政之奸，自然禽矣。夫创业之勋，在于立教定制，使遗风系人心，馀烈匡幼弱，后世凭之，虽昏犹明，虽愚若智，乃足尚也。至夫修饰官署，凡诸作役，恒伤泰过，不患不举，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须以伤所凭，窃以为过矣。”帝皆不能用。

诏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渊轻财好施，倾心接物，五部豪杰、幽冀名儒多往归之。

    柏杨白话版：淮南国（安徽省寿县）宰相（淮南相）刘颂，上书说：“陛下认为，执法太宽的毛病已累积得太久，不能一下子使它严格，完全切合实际。然而，矫正世俗，挽救弊端，不应因此停顿，而应逐渐改善。好像船舶在水上行驶，虽不能强行横渡急流，但应该逐渐接近急流，固定目标不变，最后仍会过河。自从晋王朝建立时开始，到今天将近三十年（265年至289年，共25年），所建立的事业，并未超过从前。以陛下的圣明，还不能革除衰世的弊端，完成开创时的兴隆功勋，使传到后世，岂不可虑？万一到了某一天发生变化，天下不安，追本溯源，责任恐怕仍在陛下身上。

　　我曾经听说，为皇家的长久之计，莫过于实行封建——把贤能的亲王分封各地。但也要考察时局形势，使封国国君在采取军事行动时，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京师（首都洛阳）。可是，同时也要注意到，一旦亲王生出野心，有不轨的行动时，他的武装力量，不能单独完成篡夺。一方面要他强，一方面又要他弱，这是一个两难之局。陛下应该和通古晓今的饱学之士，研究一个可行之法。周王朝封国国君，犯法有罪时，只诛杀国君一人，封国并不撤销（前913年，周王朝七任王【懿王】姬坚，烹杀齐国五任国君【哀公】姜不辰；但仍命姜不辰的老弟姜静继位。前796年，周王朝十一任王【宣王】姬靖，斩杀鲁国十一任国君姬伯御；但仍命姬伯御的叔父姬称继位）。汉王朝封国国君，一旦犯罪或没有儿子（嫡子），封国即行废除。而今，应该改正两汉王朝的流弊，恢复周王朝的古制，则在下位的人稳固，在上位的人自然平安。

　　天下至大，事务至繁，君王只占一群中的少数，但光芒却如同太阳。所以，圣明君王推广教育文化，主要的只作出指导原则，而应把执行的责任交给部属。并不是君王不肯辛劳，而因为这是正常的政治制度。开始推动一项工作时，工作人员的能力如何，很难判断。但等到工作结束，成败分明，就很容易辨别。而今，陛下对每件事情，开始时都十分细心，终结时却不去考核效果，这是使功业不能尽善尽美的主要原因。身为人主，如果真的能够心平气和，掌握重要关键，在成功之后奖赏，在失败之后论罪，文武百官便无法逃避责任。

　　上古时候，中央政府设立六位部长，分别担任不同的职务，而以宰相（冢宰）作为首脑（《周礼》：“天官”宰相【冢宰】、“地官”内政部长【司徒】、“春官”皇族事务部长【宗伯】、“夏官”国防部长【司马】、“秋官”公安部长【司寇】、“冬官”工程部长【司空】）。秦王朝及汉王朝以来，部长增加为九位（九卿），而由丞相领导。到了今天，推演变化，成了国务院（尚书省）掌握大权，各部长奉国务院之命行事，比起古代制度，国务院的权力太重。我建议应把有关事项，直接交付各部，使各部得以独立行使职权。只由国务院总揽大局，代替丞相的地位，在年终时，考核各单位工作，根据考核成绩，分别赏罚，这已经够了。现在的情形是：国务院一举一动，都承受陛下的命令。陛下所作决定如果有什么缺失，就不能责备部属；以至年年都没有建树，却不知道应由谁负责。

　　细微的过失和细微的错误，谁都不能避免，如果全都用法律制裁，则无论政府和民间，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立足。可是，近世以来，负责司法或监察的单位和官员，对大的犯罪，没有人说话，对小的过失错误，却一一检举。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既畏惧权势豪门，而又畏惧被指控不负责任，只好张开网罗，搜索一些低阶层官员的轻微瑕疵。于是，弹劾的奏章，一个接连一个，不断呈递。一副大公无私、恪守法纪的模样，用来掩盖破坏法律的实质。所以，圣明君王如果不喜爱琐碎的案件，斥责这些狡狯险恶的行为，则伤害朝廷的奸邪，自然销声匿迹。

　　创立王朝这样伟大的勋业，在于文化的建设和制度的厘定，使影响力永远维系人心，扶助幼小老弱。后世依靠它，即使君王昏庸，政治仍会清明；即使君王愚蠢，措施仍会明智，这才是追求的目标。至于修建官府房舍，以及其他劳役，对国家已经造成太大损失，何必忧虑不能完成？事实上，不需要陛下做，后世会自己做。而今，倾全力去做伤害国家的土木建设，我认为已经过分。”

　　司马炎不理。

　　司马炎下诏，任命刘渊为匈奴北部司令官（刘渊原任左部统帅【左部帅】，参考二七九年。本年，改称司令官【都尉】）。刘渊慷慨好义，毫不吝啬，诚心诚意，与人结交。匈奴五部英雄豪杰以及幽州（河北省北部）、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的知识分子，大都前往投靠。

读书笔记：“夫创业之勋，在于立教定制，使遗风系人心，馀烈匡幼弱，后世凭之，虽昏犹明，虽愚若智，乃足尚也。”刘颂指出了司马炎的最大问题，可惜以司马炎的平庸，无法认识到这一层。

刘颂所提出的分封诸王问题，实际上是个伪命题。王朝的命运，和是否分封没有直接关系，专制体制下，群主强力，政治清明，则国势盛；群主暗弱昏庸，政治黑暗，则衰败灭亡。一世二世乃至万世，只是个理想而已。关于他提出的权力集中于皇帝和尚书省问题，这也是封建专制体制的死结，没有法制和民主监督，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在专制体制下，权大于法，领导为所俗为，必然导致职责不清，决策者不负责，负责者无权决策。关于欺下媚上，这是魏晋时期突出的政治弊端，司马氏为了笼络人心，对上极宽，豪门士族干禁犯法，无所不为；对百姓则无比苛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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