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217——司马炎裁撤州郡兵

原文：

    世祖武皇帝中太康元年（公元280年）

    是岁，以司隶所统郡置司州，凡州19，郡国173，户2459840。   

    诏曰：“昔自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广州西数千里，不宾属者六万馀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馀家。二州脣齿，唯兵是镇。又，宁州诸夷，接据上流，水陆并通，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仆射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帝不听。及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如涛所言。然其后刺史复兼兵民之政，州镇愈重矣。   

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帝不听。

    柏杨白话版：本年（280年），中央政府将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所管辖的京畿地区，改称司州。计全国19州，共计173郡和封国、2459840户。

    皇帝司马炎下诏：“自从二世纪八〇年代东汉王朝末年，四海分崩离析，各州州长对内管理民政，对外率领武装部队。而今天下一统，自当使干戈宁息。各州州长职责，应恢复两汉王朝鼎盛时的原状（只管政治，不管军事），州政府及郡政府所统民兵，全部撤销。大郡设置武官一百人，小郡设置武官五十人。”交州全权州长陶璜上书说：“交州、广州，东西数千里，不接受政府政令的蛮夷，有六万余家；而政府可以征召差役的，只不过五千余家。两州像牙齿跟嘴唇一样，密切相依，全靠兵力镇压。而宁州（云南省）境内的各蛮夷，都据守各河川的上游，无论水道和陆路，都跟交州相通。州政府的民兵，不宜裁撤，那样做会暴露我们内部的空虚。”国务院执行长（仆射）山涛，也上书说：“不应该撤除州郡政府的武装。”司马炎不采纳。

　　等到二十年后的四世纪最初十年，民变纷起，州郡政府赤手空拳，无法克制，天下遂再陷于大乱，跟山涛所预测的一样。各州州长再度兼管军事，州政府的地位更为重要。

　　东汉王朝及曹魏帝国以来，羌人、胡人（匈奴人）、鲜卑人等归降的，多数都使他们进入塞内各郡定居。以后，因为怨恨和愤怒的缘故（不知怨恨愤怒的原因，有些当然是罪有应得而仍怨恨；但恐怕大多数都是因为暴官的虐待，观察石勒的遭遇，当可了然），不断杀害郡长县长，逐渐成为民间祸害。执法监察官（侍御史）西河郡（山西省离石县）人郭钦上书说：“戎狄强横，自古以来，就是国家的大患。曹魏帝国时代，人口稀少，西北各郡居民，几乎全是戎人，甚至心脏地区各郡，如京兆郡（陕西省西安市）、魏郡（河北省临漳县西南邺镇）、弘农郡（河南省灵宝县东北），也都有戎人。现在虽然服从政府，可是，百年之后，万一风吹草动，胡人骑兵从平阳郡（山西省临汾市）、上党郡（山西省黎城县西南）出发，用不了三天，便到孟津（河南省孟津县东黄河渡口）；于是北地郡（陕西省耀县）、西河郡、太原郡（山西省太原市）、冯翊郡（陕西省大荔县）、安定郡（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上郡（陕西省韩城市），将全部陷入狄人之手，成为他们的庭院。现在正应该乘着我们削平吴国的声威，运用谋臣猛将的方略，逐渐把内地和汉人杂居的胡人，迁移到边疆地带，严格限制各地夷狄的交通，恢复从前圣明君王所定的‘荒服’制度（参考233年12月），这是万世的长程计划。”司马炎不理。

读书笔记：开国之初，建章立制，垂范后世，不可不慎重。司马炎裁撤各州军队，防止地方长官做大，威胁中央，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交州、广州、宁州等地，政局不稳，民族问题突出，不可一概而论，显然应该保留军队，即使是普通的州，也要有能够维持治安的武装力量。为防止刺史做大，可以在制度设计上做文章，让刺史只管行政，单设管理地方军队的官员，与刺史相互制衡，一裁了之，必生后患。

西北边境的民族问题更复杂、更突出，但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民族融合，本是好事，问题出在地方官吏残暴上，不但少数民族人民反抗，汉民族人民也同样起而反抗。郭钦让的办法固不可行，但是应该引起朝廷对此事的重视，可惜司马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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