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150——诸葛恪掌权东吴，费文伟难还成都

原文：

邵陵厉公中嘉平三年（公元251年）

吴立节中郎将陆抗屯柴桑，诣建业治病。病差，当还，吴主涕泣与别，谓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

是时，吴主颇寤太子和之无罪，冬，十一月，吴主祀南郊还，得风疾，欲召和还；全公主及侍中孙峻、中书令孙弘固争之，乃止。吴主以太子亮幼少，议所付托，孙峻荐大将军诸葛恪可付大事。吴主嫌恪刚很自用，峻曰：“当今朝臣之才，无及恪者。”乃召恪于武昌。恪将行，上大将军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时咸谓之失言。

虞喜论曰：夫托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难也。兼二至而管万机，能胜之者鲜矣。吕侯，国之元耆，志度经远，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见拒；此元逊之疏，机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义，广咨当世之务，闻善速于雷动，从谏急于风移，岂得殒首殿堂，死于凶竖之刃！世人奇其英辩，造次可观，而哂吕侯无对为陋，不思安危终始之虑，是乐春藻之繁华，而忘秋实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御之，精严垂发，而费祎方与来敏对棋，意无厌倦。敏以为必能办贼，言其明略内定，貌无忧色也。况长宁以为君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蜀为蕞(zuì)尔之国，而方向大敌，所规所图，唯守与战，何可矜己有馀，晏然无戚！斯乃祎性之宽简，不防细微，卒为降人郭循所害，岂非兆见于彼而祸成于此哉！往闻长宁之甄文伟，今睹元逊之逆吕侯，二事体同，皆足以为世鉴也。

恪至建业，见吴主于卧内，受诏床下，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孙弘领少傅；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为制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品序。又以会稽太守北海滕胤为太常。胤，吴主婿也。

十二月，以光禄勋荥阳郑冲为司空。

汉费祎还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乃复北屯汉寿。

是岁，汉尚书令吕乂卒，以侍中陈祗守尚书令。

    柏杨白话版：公元251年，东吴帝国立节警卫指挥官（立节中郎将）陆抗，驻防柴桑（江西省九江市），前往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治病，病愈之后，应返任所，晋见东吴帝孙权辞行，孙权涕泪交集，伤感说：“我从前听信谗言，跟你老爹（陆逊）的情义，不能善始善终，深感对你不起（陆逊因受责过度，忧愤而死）。我前后写的那些问话，请你统统烧掉，不要教外人看见！”

　　这时，孙权开始醒悟到前太子孙和清白无辜。

　　冬季，十一月，孙权在南部祭祀天神返京，突然中风瘫痪，打算征召孙和回来；女儿孙大虎（全公主）跟高级咨询官（侍中）孙峻、立法署长（中书令）孙弘，竭力劝阻（他们不允许孙和出现，万一再被封太子，可是后患无穷）。孙权只好停止。

　　孙权知道太子孙亮年纪太小（本年九岁），跟左右商讨托孤大事，孙峻推荐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诸葛恪（胡三省原注：“这时东吴帝国，上上下下，都认为诸葛恪才堪胜任，孙峻因而推荐，说明孙峻本没有杀诸葛恪之心。诸葛恪死于孙峻之手，罪在诸葛恪。孙峻当权之后，任由老弟孙綝，扰乱帝国，罪在孙峻。读史的人，应分辨清楚。”），孙权嫌诸葛恪刚愎自用，孙峻说：“当今政府官员中，没有一个人比得上诸葛恪。”于是，命诸葛恪从武昌回首都建业。诸葛恪临行时，上大将军吕岱警告他说：“世界上的事，步步艰难，你每做一事，希望十思。”诸葛恪说：“从前，季孙行父三思而后行，孔丘说：‘再思就够了。’（《论语》）先生教我十思，明明说我愚劣！”吕岱回答不出，当时的人都认为吕岱失言。

　　虞喜论曰：

　　君王把国家托付给自己，是最重要的责任。以臣属的身份，掌握君王的权力，是最困难的任务。二者集于一身，主管天下万事，能够胜任的，并不多见。吕岱是帝国的元勋，度量宽厚，深谋远虑。刚开口告诫诸葛恪“十思”，立刻就被诸葛恪认为是一种轻视，严厉拒绝。这显示诸葛恪志大心粗，才能和智慧不能同时具备。他当时如果体会到吕岱所以提出“十思”的原因，广泛的向人请教当时世务；听到美好的建议，如同雷声震耳，接纳正直的规劝，如同见风转舵。后来岂至于身仆殿堂，死于凶手刀下？当时的人赞叹诸葛恪奇妙的辩才，认为英采四射。而讥笑吕岱哑口无言，是一种孤陋。不思考事情的安危始终，就等于喜欢春草茂盛，忘记秋后果实香甜。

　　从前，曹魏攻击蜀汉，蜀汉抵御，大军准备出动之时，费祎却正跟来敏下棋，毫无不安神态，来敏遂肯定费祎可以成功，因为费祎胸有成竹，所以脸上才没有忧色（参考244年闰3月）。况且，孔丘认为：“大人物面对大事，一定心怀敬惧；处理复杂危机，一定厘定精密谋略。”（“君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古文版《资治通鉴》原文是“长宁认为”，这句应是《论语》上孔丘的话，原文有误。）蜀汉不过一棵小草一样的小国，而对方是一个强大敌人。所有的规划，不是战，便是守，有什么仗恃去炫耀游刃之余、没有忧虑？这正是费祎性情宽厚坦率，没有防人之心，最后竟然被投降的郭循刺死，岂非是从他的优点，产生出缺点？

　　从前，听到长宁评论费祎，而今看到诸葛恪顶撞吕岱。两件事情相同，足以供世人作为借镜。（虞憙是晋帝国人。）

　　诸葛恪抵达首都建业，在皇宫的寝殿卧室，晋见东吴帝孙权，床前接受辅政诏书，以最高统帅身份兼太子师傅（太子太傅）；孙弘则兼太子教师（太子少傅）。孙权下诏：中央各单位事务，全由诸葛恪裁决；只有诛杀大事，仍奏报孙权。并特别制定文武百官晋见诸葛恪时的参拜礼仪，依官位高低，分别等级。（胡三省原注：诸葛恪本来就盛气凌人，孙权既交给他重任，又为他制定文武百官晋见他时的参拜礼仪，他的盛气凌人就更变本加厉，即令没有东关之捷、合肥之败，诸葛恪也没有能力担当帝国大业。）又任命会稽郡（浙江省绍兴市）郡长北海郡（山东省昌乐县东南）人滕胤当祭祀部长。滕胤是孙权的女婿。

　　十二月，曹魏帝国擢升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荥阳郡（河南省荥阳县）人郑冲当最高监察长。

　　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最高统帅费祎返首都成都，星象学望气专家说：“京师（首都成都）没有宰相的气象。”费祎遂北返，暂驻汉寿（四川省广元市西南）。

　　本年，蜀汉帝国政务署长（尚书令）吕乂逝世；任命高级咨询官陈祗代理政务署长。
    读书笔记：全公主、孙峻、孙弘者流，不从国家利益出发，为一已私利，鼓动孙权废长立幼，动摇国之根本，岂不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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