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102——吴蜀伐魏，东吴先退

    原文：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青龙元年（甲寅，公元233年）

诸葛亮劝农讲武，作木牛、流马，运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阁；息民休士，三年而后用之。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青龙二年（甲寅，公元234年）

春，二月，亮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入寇，遣使约吴同时大举。

诸葛亮至郿，军于渭水之南。司马懿引军渡渭，背水为垒拒之，谓诸将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东，诚为可忧；若西上五丈原，诸将无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于懿曰：“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堑垒未成，汉兵大至，淮逆击却之。亮以前者数出，皆以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五月，吴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众号十万；又遣陆逊、诸葛瑾将万馀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阳；将军孙韶、张承入淮，向广陵、淮阴。六月，满宠欲率诸军救新城，殄夷将军田豫曰：“贼悉众大举，非图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宜听使攻城，挫其锐气，不当与争锋也。城不可拔，众必罢怠；罢怠然后击之，可大克也。若贼见计，必不攻城，势将自走。若便进兵，适入其计矣。”

时东方吏士皆分休，宠表请召中军兵，并召所休将士，须集击之。散骑常侍广平刘邵议以为：“贼众新至，心专气锐，宠以少人自战其地，若便进击，必不能制。宠请待兵，未有所失也，以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先军前发，扬声进道，震曜形势。骑到合肥，疏其行队，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贼后，拟其归路，要其粮道。贼闻大军来，骑断其后，必震怖遁走，不战自破矣。”帝从之。

宠欲拔新城守，致贼寿春，帝不听，曰：“昔汉光武遣兵据略阳，终以破隗嚣，先帝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于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纵权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诸将坚守，吾将自往征之，比至，恐权走也。”乃使征蜀护军秦朗督步骑二万助司马懿御诸葛亮，敕懿：“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也。”秋，七月，壬寅，帝御龙舟东征。满宠募壮士焚吴攻具，射杀吴主之弟子泰；又吴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数百里，疑兵先至。吴主始谓帝不能出，闻大军至，遂遁，孙韶亦退。

陆逊遣亲人韩扁奉表诣吴主，逻者得之。诸葛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还，贼得韩扁，具知吾阔狭，且水干，宜当急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奕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当有以。”乃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已还，无所复忧，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意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设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也。”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魏人素惮逊名，遽还赴城。瑾便引船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步趣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围，托言往猎，潜遣将军周峻、张梁等击江夏、新市、安陆、石阳，斩获千馀人而还。

群臣以为司马懿方与诸葛亮相守未解，车驾可西幸长安。帝曰：“权走，亮胆破，大军足以制之，吾无忧矣。”遂进军至寿春，录诸将功，封赏各有差。   

辛巳，帝还许昌。
    柏杨白话版：233年，蜀汉丞相诸葛亮推广农耕，充实军备，训练部队，为解决山区运输困难，制造“木牛”“流马”（参考231年2月），把军粮运送到褒斜谷口（陕西省汉中市西北），修复褒斜谷（陕西省太白县西南褒河山谷）栈道，使人民获得充分休养，三年之后，再作运用（这是追叙前年【231年】时的措施，明年【234年】，休养已整三年）。    

234年（曹魏·青龙二年  蜀汉·建兴十二年 东吴·嘉禾三年）

　　春季，二月，蜀汉帝国（首都成都【四川省成都市】）丞相诸葛亮（本年五十四岁）率十万人庞大北伐兵团，从褒斜谷（陕西省太白县西南褒河山谷）向曹魏帝国（首都洛阳【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发动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攻击，一面派使节前往通知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同时出兵。

　　蜀汉帝国丞相诸葛亮出褒斜谷，抵达郿县（陕西省眉县），在渭水南岸扎营布阵。曹魏帝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司马懿率军渡过渭水，背靠渭水构筑营垒抵御，对将领们说：“诸葛亮如果攻击武功（陕西省武功县西），顺着山势向东挺进，将给我们造成压力；如果向西进入五丈原（陕西省眉县西），我们就平安无事。”诸葛亮果然推进到五丈原。曹魏帝国雍州（州政府设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州长（刺史）郭淮建议司马懿说：“诸葛亮一定要夺取北原（五丈原渭水之北部分），我们应先入据守。”将领们多不同意。郭淮说：“如果诸葛亮横跨渭水，控制五丈原全区，再进击北山（汧山），就可以切断通往陇右（陇山以西）的交通线，会引起汉人、羌人、胡人的巨大动乱，不是国家之利。”司马懿遂命郭淮进屯北原，正在筑垒，蜀汉兵团已经涌到，郭淮迎击，遏止蜀汉兵团攻势。

　　诸葛亮因为以前数次出击，都因粮秣无以为继，不得不退，于是改变战略，决定军事屯田政策，沿渭水河岸，由武装战士开垦当地居民田亩外的荒田；当地农民乐于接受，战士也一切奉公，没有私弊。

　　五月，东吴帝国皇帝（一任大帝）孙权（本年53岁）呼应蜀汉帝国北伐行动，率军推进到巢湖湖口（安徽省巢湖市），直指合肥新城（安徽省合肥市西北，232年满宠所建），对外宣称大军十万。又派上大将军陆逊、左翼军事总监（左都护）诸葛瑾，率万余人，进入江夏郡（湖北省鄂州市）沔口（湖北省武汉市，汉水入长江口），直指襄阳（湖北省襄樊市）；将军孙韶、张承，进入淮河，直指广陵（江苏省扬州市）、淮阴（江苏省淮阴市）。

　　六月，曹魏帝国征南将军满宠，打算率各军救援合肥新城，殄夷将军田豫说：“东吴这次是一项大规模的攻击，并不是贪图一点小利，他们把合肥新城当做一块吸铁石，企图引诱我们大军集中。我建议：让他们放手攻城，挫折他们的锐气，而不应迎头痛击。坚城既无法夺取，他们将士却疲惫不堪，等他们士气低落时再反攻，就可以获得最大胜利。东吴这帮匪徒，如果有头脑的话，一定不敢攻城，自动撤退。我们如果立即进军，正好中了他们奸计。”

　　当时曹魏帝国东方的野战部队，正逢轮流休假，满宠上书请求派中央直属部队，并征召休假中的将士，集中力量迎战。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广平郡（河北省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镇）人刘劭建议说：“东吴部队人数众多，而又刚到，意志集中，气势正锐。满宠因守军太少，而又在自己防地上作战（兵法谓之“散地”），如果进击，一定劳而无功。他之请求支援，并没有错误。我认为，出动步兵五千人就行了，但应派精锐骑兵三千人，先行出发，扬言大军数道并进，造成先声夺人的震撼形势。骑兵抵达合肥时，作扇面形状展开，多带旌旗，多擂战鼓，在城下展示兵力后，即行向东吴兵团的背后出发，切断他们退路和粮道。东吴兵团听到大军已动，而骑兵又要切断他们的退路和粮道，一定震惊逃走，不战自破。”皇帝曹叡批准。

　　满宠打算放弃合肥新城，引诱东吴兵团深入寿春（安徽省寿县。合肥、寿春，航空距离九十千米）。曹叡拒绝说：“从前，刘秀（东汉王朝一任帝）派军占领略阳（甘肃省秦安县东北），终于击破隗嚣（参考三二年春季）。先帝（曹操和曹丕）东方固守合肥，南方固守襄阳，西方固守祁山（甘肃省礼县东北），敌人进攻，每次都在城下把他们击败，因为地理上的形势，绝不许后退。即令孙权攻击合肥新城，一定不能攻克。各将领应该坚守，我当亲自出征，等我到时，恐怕孙权已经逃走。”

　　曹叡命征蜀军事总监（征蜀护军）秦朗，率步骑兵二万人，支援司马懿抵御诸葛亮，下诏司马懿：“我要你坚守营垒，摧毁敌人的士气，使他们想进攻无法进攻，想决战无法决战，用时间换他们的粮食，粮食耗尽，又没有地方可以抢夺，自然撤退，等他们撤退时进击，可以大获全胜。”

　　秋季，七月，曹叡乘御舟，亲自东征。

　　满宠募集敢死队，烧毁东吴军攻城武器，射死孙权的侄儿孙泰；而东吴将士很多染上疾病。曹叡御驾距合肥还有数百里，扮演迷惑敌人角色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孙权最初认为曹叡不可能亲自出马，所以当得到曹叡亲率大军就要来到的消息时，即行班师。由淮河进击的孙韶部队，也跟着班师。

　　进攻襄阳的陆逊，派亲信韩扁送奏章给孙权，中途被曹魏军巡逻队生擒，诸葛瑾大起恐惧，写信给陆逊说：“圣驾（孙权）已返，敌人又擒获韩扁，对我们的军情，了如指掌，而且水位将行降低，应该迅速撤退。”陆逊不作回答，反而继续督促部属种植蔓菁、豆子；跟各将领下棋，骑马射箭，游戏欢乐，一如平常。诸葛瑾说：“陆逊智足谋多，一定有他的道理。”亲自前去探望陆逊，陆逊说：”曹魏军知道圣驾已回，不再担忧东方，势将全力对付我们。而且所有要害地方，都已把守。我们的军心，已经不稳，随时都会溃散。所以必须使军心安定，再施计谋，然后才能脱险。假定今天便开拔回军，曹魏军会看出我们的恐惧，对我们施加压力，结局不可收拾。”

　　于是，陆逊跟诸葛瑾密谋，由诸葛瑾统御舰队。而陆逊在岸上集结部众，向原目标襄阳进击。曹魏军素来敬畏陆逊，即行调回各军，回城守卫。诸葛瑾率舰队离开港口（直到现在，我们不知道陆逊、诸葛瑾身在何处？史书不曾叙明，读者必须自己推断），陆逊从容调动大军，虚张声势，前往江边登船；曹魏军不敢逼近。船舰抵达白围（湖北省襄樊市西北·白河【淯水】跟汉水会合处营寨），声称打猎，暗中派将军周峻、张梁等，攻击江夏郡（曹魏帝国的江夏郡）所属的新市（湖北省京山县东北）、安陆（曹魏江夏郡郡政府所在县·湖北省云梦县）、石阳（湖北省汉川县），斩杀及俘虏一千余人而回。

　　曹魏帝国文武官员认为司马懿正跟诸葛亮在西方对峙难解，建议曹叡御驾前往长安（陕西省西安市），曹叡说：“孙权逃走，诸葛亮胆都吓破，司马懿足可以克制他，我不用忧虑。”遂进抵寿春（安徽省寿县），根据各将领的功劳，分别等级赏赐和升官封爵。

    8月29日，曹魏帝曹叡前往许昌（河南省许昌市东）。

读书笔记：东吴期望在曹魏两面作战的情况下能获取好处。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即使两面作战，曹魏仍在两面均占有优势。更重要的是，吴蜀由于没有压力，不能像赤壁之战时同心并力，东吴信心并不坚定，侥幸心理太重，不愿真心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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