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099——孙权一意孤行中公孙渊之计

    原文：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吴主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海之辽东，从公孙渊求马。初，虞翻性疏直，数有酒失，又好抵忤人，多见谤毁。吴主尝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吴主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贺等之辽东，翻闻之，以为五溪宜讨，辽东绝远，听使来属，尚不足取，今去人财以求马，既非国利，又恐无获。欲谏不敢，作表以示吕岱，岱不报。为爱憎所白，复徙苍梧猛陵。

公孙渊阴怀贰心，数与吴通。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诸军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陆道讨之。散骑常侍蒋济谏曰：“凡非相吞之国，不侵叛之臣，不宜轻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驱使为贼也。故曰：‘虎狼当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质，岁选计、孝，不乏职贡，议者先之。正使一举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国，得其财不足为富；倘不如意，是为结怨失信也。”帝不听。豫等往，皆无功，诏令罢军。豫以吴使周贺等垂还，岁晚风急，必畏漂浪，东道无岸，当赴成山，成山无藏船之处，遂辄以兵屯据成山。贺等还至成山，遇风，豫勒兵击贺等，斩之。吴主闻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于交州。会翻已卒，以其丧还。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青龙元年（公元233年）

公孙渊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孙综奉表称臣于吴；吴主大悦，为之大赦。三月，吴主遣太常张弥、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将兵万人，金宝珍货，九锡备物，乘海授渊，封渊为燕王。举朝大臣自顾雍以下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护送舒、综而已。”吴主不听。张昭曰：“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不亦取笑于天下乎！”吴主反覆难昭，昭意弥切。吴主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吴国士人入宫则拜孤，出宫则拜君，孤之敬君亦为至矣，而数于众中折孤，孤常恐失计！”昭熟视吴主曰：“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横流。吴主掷刀于地，与之对泣。然卒遣弥、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称疾不朝。吴主恨之，土塞其门，昭又于内以土封之。   

公孙渊知吴远难恃，乃斩张弥、许晏等首，传送京师，悉没其兵资珍宝。冬，十二月，诏拜渊大司马，封乐浪公。吴主闻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踊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

陆逊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姿，诞膺期运，破操乌林，败备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虏者，当世雄杰，皆摧其锋。圣化所绥，万里草偃，方荡平华夏，总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发雷霆之怒，违垂堂之戒，轻万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闻之，行万里者不中道而辍足，图四海者不怀细以害大。强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远征，必致闚，戚至而忧，悔之无及。若使大事时捷，则渊不讨自服。今乃远惜辽东众之与马，奈何独欲捐江东万安之本业而不惜乎！”

尚书仆射薛综上疏曰：“昔汉元帝欲御楼船，薛广德请刎颈以血染车。何则？水火之险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辽东戎貊小国，无城隍之固，备御之术，器械铢钝，犬羊无政，往必禽克，诚如明诏。然其方土寒埆，谷稼不殖，民习鞍马，转徙无常，卒闻大军之至，自度不敌，鸟惊兽骇，长驱奔窜，一人匹马，不可得见，虽获空地，守之无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混滉漾，有成山之难，海行无常，风波难免，倏忽之间，人船异势，虽有尧、舜之德，智无所施，贲、育之勇，力不得设，此不可二也。加以郁雾冥其上，碱水蒸其下，善生流肿，转相洿染，凡行海者，稀无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圣，当乘时平乱，康此民物。今逆虏将灭，海内垂定，乃违必然之图，寻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计，又开辟以来所未尝有，斯诚群僚所以倾身侧息，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者也。”

选曹尚书陆瑁上疏曰：“北寇与国，壤地连接，苟有间隙，应机而至。夫所以为越海求马，曲意于渊者，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弃本追末，捐近治远，忿以改规，激以动众，斯乃猾虏所愿闻，非大吴之至计也。又兵家之术，以功役相疲，劳逸相待，得失之间，所觉辄多。且沓渚去渊，道里尚远，今到其岸，兵势三分，使强者进取，次当守船，又次运粮，行人虽多，难得悉用。加以单步负粮，经远深入，贼地多马，邀截无常。若渊狙诈，与北未绝，动众之日，脣齿相济；若实孑然无所凭赖，其畏怖远迸，或难卒灭使天诛稽于朔野，山虏承间而起，恐非万安之长虑也！”吴主未许。

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诛暴乱、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奸雄已除，天下无事，从容庙堂之上，以馀议议之耳。至于中夏鼎沸，九域盘互之时，率须深根固本，爱力惜费，未有正于此时舍近治远，以疲军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号称帝，于时天下乂安，百姓康阜，然汉文犹以远征不易，告喻而已。今凶桀未殄，疆场犹警，未宜以渊为先。愿陛下抑威任计，暂宁六师，潜神嘿规，以为后图，天下幸甚！”吴主乃止。

吴主数遣人慰谢张昭，昭因不起。吴主因出，过其门呼昭，昭辞疾笃。吴主烧其门，欲以恐之，昭亦不出。吴主使人灭火，住门良久。昭诸子共扶昭起，吴主载以还宫，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

    柏杨白话版：232年（曹魏·太和六年  蜀汉·建兴十年 东吴·嘉禾元年）

    东吴帝国派将军周贺、指挥官（校尉）裴潜，乘船从东中国海，北上辽东（辽宁省），向曹魏帝国所属的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郡长公孙渊购买马匹。

　　最初，虞翻性情粗疏刚直，很多次在酒醉之后，犯下错误；而他又喜爱诋毁别人，所以受到很多抨击。皇帝孙权曾经跟张昭谈论到神仙，虞翻指着张昭说：“那些都是死人，却硬嘴巴说他们是神仙，世界上哪里有神仙？”孙权对虞翻的恼怒，累积很久，最后终于把他贬谪到交州（州政府设番禺【广东省广州市】）。

　　等到孙权派周贺等泛海前往辽东，虞翻听到消息，认为当前的急务，应是讨伐五溪蛮（前年【230年】五溪蛮背叛；去年【231年】命潘浚、吕岱讨伐），辽东位于很远的天涯地角，即令前来归附，都不必重视；反而派人前往购买马匹，既不是国家之利，又恐怕人财两空。打算上书规劝，可是又不敢上书；写好表章后，请交州州长（刺史）吕岱过目，吕岱拒绝传呈。憎恨虞翻的人立刻告密，孙权再把虞翻放逐到苍梧郡（广西梧州市）猛陵县（广西梧州市西）。

　　曹魏帝国所属辽东郡郡长公孙渊，阴谋独立，跟东吴帝国不断交往。曹魏帝曹叡命汝南郡（河南省息县）郡长田豫，统率青州（山东省北部）各军，从海道北上；命幽州（河北省北部及辽宁省。辽东郡属幽州）州长（刺史）王雄，从陆地西进，同时进军讨伐。散骑侍从官（散骑常侍）蒋济劝阻说：“凡不是威胁到生存的敌人（相吞之国），以及既不侵略又不叛变的藩属，不应该轻易的对他们讨伐。讨伐他们而不能彻底制伏，是强迫他们跟我们对抗。所以说：‘豺狼在路上挡道，不要去管狐狸。’把大害铲除之后，小害就会自行消失。而今，海边之地（指辽东），数世以来，都一直听命中央，每年都派人前来京师呈送工作报告，保荐该郡‘孝廉’，进贡从来不断，官员们对辽东都特别推崇。即令一举把辽东征服，获得的人民不能使我们强大，获得的财产也不能使我们富足。可是，万一失败，反而结下仇恨，自毁信誉。”曹叡不接受。田豫等果然劳而无功，曹叡只好下令回军。

　　田豫认为：东吴帝国买马使节周贺等，行将南返。时已冬季，海上浪大风急，必不敢深入大海，一定沿着海岸线航行，非经过成山（山东省荣成市东北成山角）不可，而成山没有港口可以容纳巨舟，他们一定登岸；于是派出部队把守成山。周贺等归途中抵达成山，恰好遇到大风，果然登岸躲避，田豫发动攻击，斩周贺等。

东吴帝国皇帝孙权接到败报，才想起虞翻的建议，下令召回虞翻，而虞翻已死，只运回棺柩。

233年（曹魏·太和七年 青龙元年 蜀汉·建兴十一年 东吴·嘉禾二年）

　　辽东郡（辽宁省辽阳市）郡长公孙渊派指挥官（校尉）宿舒、宫廷禁卫官司令（郎中令）孙综（公孙渊以一个郡长身份，而有“郎中令”官属，可看出他自定的身价），携带奏章，前往建业（江苏省南京市）晋见东吴帝国（首都建业【江苏省南京市】）皇帝（一任大帝）孙权（本年五十二岁），自己称“臣”。孙权高兴得手舞足蹈，下令大赦。

　　三月，孙权派祭祀部长（太常）张弥、首都建业警备区司令（执金吾）许晏、将军贺达，率一万人的海军舰队，满载金银财宝跟“九锡”（参考四年）所用的物品，从东海北上，赏赐给公孙渊，封公孙渊当燕王。政府全体官员，包括丞相顾雍，都竭力劝阻，认为公孙渊不可信赖，不可对他宠爱太厚。一定要这样做的话，顶多派遣一个低级官员和少数部队，护送宿舒、孙综返航就够了。孙权不接受。辅吴将军张昭说：“公孙渊企图背叛曹魏帝国，害怕曹魏帝国讨伐，所以向遥远的我们求援，他本来的意思，可绝不是要当我们的藩属。如果他忽然改变主意，用我们的人头，向曹魏帝国表态，派出去的两位使节，恐怕永远不会回来，到时候，只落得被天下耻笑。”孙权用各种方法想说服张昭，张昭越发坚持他的见解。孙权不能忍耐，手握剑柄，大怒说：“帝国上上下下，进皇宫参拜我，出皇宫参拜你，我尊敬你，已到极限，可是你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毫无忌惮的对我顶撞，我真怕我会做出我不愿做出的事。”张昭呆呆地凝视着孙权，说：“我虽然知道我的话陛下绝不会采用，但我仍竭尽忠心，不敢闭口。只因为太后仙逝的时候，把我这个老臣，呼唤到榻前，吩咐我辅佐陛下的话，犹在耳际。”不由痛哭流涕。孙权感动，把佩刀扔到地上，相对流泪，但仍派张弥、许晏出发。张昭对孙权拒绝听信他的劝告，十分恼怒，宣称有病，不再朝见。孙权深恨他骄傲不驯，下令用泥土把张昭家的大门塞住；张昭也大发脾气，在内部又加上一道土墙，表示誓死不出。

    辽东郡郡长公孙渊，知道跟东吴帝国相距遥远，中隔大海，难以依靠。霎时间翻脸无情，逮捕东吴帝国派遣的封爵使节——昨天还是贵宾的张弥、许晏等，一齐斩首，把人头送到曹魏帝国京师，表示忠心不变。东吴帝国所赏赐的金银财宝以及武装部队一万人，全部吞没。

　　冬季，十二月，曹魏帝国回报公孙渊的忠心，擢升公孙渊当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封乐浪公。

　　东吴帝孙权得到消息，几乎发疯，咆哮说：“我活到六十岁，人世间各种艰难困苦，全都尝过。想不到被鼠辈玩弄，栽到他手里，把人气死。我如果不能砍下那耗子的头扔到海里，就再没有脸君临万国；即令把国家搞亡，我也要干。”

　　陆逊上书说：“陛下以神明威严的英姿，承受天命，开国立基。在乌林（湖北省洪湖市东北乌林镇，赤壁对岸）击败曹操，在西陵（湖北省宜昌市）击破刘备，在荆州（湖北省及湖南省）击擒关羽；这三个敌人，都是盖世英雄，陛下给他们严重的挫折；圣明的教化抚育四方，连荒郊的野草，都跟着顺服。正要扫荡中原，统一天下，却因为不能忍耐小的气愤，发出雷霆万钧的震怒，违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的古训，忽视身为君王的贵重身份，我感到万分困惑。我曾经听说：‘立志走万里路的人，绝不半途而废，停脚不前；立志成就伟大事业的人，绝不因为细微的小事而危害大局。’强大的敌人压在边境，荒服还没有称臣进贡（《书经·禹贡》，除“京畿”外，把天下分为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每“服”五百里，“荒服”最远，另有“九服”之说，名称不同，意义则一。参考二〇〇年七月）。而陛下乘船，跨海远征，敌人必然会抓住这个机会。事到临头再去忧虑，后悔已来不及。如果皇家大业不断传出捷报，公孙渊那里，用不着讨伐，他自会臣服。而今为什么只为了贪图辽东（辽宁省）的人口和马匹，对江东（东吴帝国）安定的基石，却毫不珍惜！”

　　政务署执行长（尚书仆射）薛综上书说：“从前，刘奭（西汉王朝十一任元帝）打算乘船，薛广德要用自刎的鲜血阻止车辆前进（参考前四三年），为什么？只因为水火无情，十分危险，不宜于帝王接近。现在，辽东不过一个蛮荒小国，没有坚固的城堡，没有备战的设施，所有的只是一些轻型武器，而又不够锋利，当权的人像一群狗羊，不懂治国之道。如果发动攻击，一定可以克服，事情确如陛下诏书的指示。然而，辽东地方，贫苦寒冷，庄稼不能生长，人民熟悉骑马，移动无常。突然间听到大军压境，自知不能抵抗，一定像受惊了的鸟兽一样，四散逃亡，到时候连一个人一匹马都看不见，只不过占领了一片空地，毫无意义；这是不应出兵的原因之一。大海无际，惊涛骇浪，所以曾经发生‘成山之难’，海上航行，随时都有变化，飓风暴雨，谁都无法避免，于是刹那之间，人船全被吞没；即令有伊祁放勋（尧）、姚重华（舜）的高贵品德，孟贲、夏育的无敌勇敢，都没有地方施展；这是不应出兵的原因之二。沉重的浓雾，笼罩天空；咸苦的海水，在下面沸腾翻滚；将士们容易双腿发肿，并且互相传染，凡是航行海上的人，都难躲开这种灾难；这是不应出兵的原因之三。上天使陛下当我们的君王，陛下就应该运用时机，削平叛逆，使人民安居、社会富庶。而今，叛逆集团（曹魏帝国）就要消灭，四海之内，刚获得初步安定，竟违背既定的大计方略，去寻找不必要的危险；不考虑全国安全，只图出一时忍不住的气愤，既不是建国的重大方案，可却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没有过的举动。所以群臣才紧张不安，呼吸不敢出声，饮食不知其味，入寝不能安席！”

　　政务署考选司司长（选曹尚书）陆瑁上书说：“北方曹魏盗匪集团，跟我国土地相接，决策上只要稍有错误，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机会。我们所以到万里重洋之外购买马匹，委曲自己，跟公孙渊结交，为的是急于解除眼前的马荒，永除心腹大患（指曹魏帝国）。现在反而要抛弃根本，而去追求末梢；看不见眼前，而去注意遥远的万里之外。因愤怒而改变正常轨道，因激动而发动大兵，这正是敌人巴不得我们去做的事，不是我们东吴帝国最好的国策。根据军事理论，只要比较双方投入战争的形势，谁疲惫？谁旺盛？谁劳苦？谁精力充沛？则谁胜谁败，就可一目了然。而且即令在辽东沓渚（辽宁省大连市西旅顺）登陆，距公孙渊所在地辽东郡城，仍相当遥远（航空距离三百二十千米）。而且登陆之后，大军势必分割，主力担任攻击，其次的保卫舰队，老弱的担任运送粮秣。所以大军人数虽多，并不能全部使用。加上徒步行军，身上背着粮食，长途跋涉，深入敌境。敌人多的是战马，自然会不断发动截击。像公孙渊这种老奸巨猾，如果跟曹魏帝国并没有完全决裂，那么，战争一旦发生，他们如同唇齿相依，一定互相援助。即令他陷于孤立，无依无靠，也会吓得向远方逃亡，不可能短期内把他消灭。诛杀还没有加到他头上，我们内部的山越（居住山区的江南土著）将乘我们空虚，纷纷起事；恐怕不是万全长久的谋略。”

　　孙权全不理会。

　　陆瑁再上书说：“军事行动，古代用它对内镇压暴乱，对外威服四方蛮夷。但是要在主要的敌人已经铲除、天下太平、政府官员从容不迫的反复讨论之后，才可出动。如果全国像滚水一样沸腾，九州岛各拥有强大兵力，互相为敌，大多数都会先求巩固自己的基地，珍惜人力，节俭开支，从来没有恰恰在这时候，不顾眼前，却好高骛远，削弱自己武装部队的战斗能力。从前，赵佗背叛，自称皇帝；当时天下安定，人民富足，然而，刘恒（西汉王朝五任文帝）仍认为大军远征，并不容易，而宁愿用政治手段解决（赵佗事，参考前一七九年）。而今，首恶元凶（曹魏帝国）还没有扑灭，边界之上，不时传来警报，不应该把公孙渊放到第一位，但愿陛下抑制盛怒，冷静思考，暂时停止动员。然后秘密策划，等待下一步的行动，这是天下人的福气。”

　　孙权这才停止（陆瑁最后一则奏章，疲弱无力，孙权所以接受，不过是盛怒的情绪已平，适可而止。他如果坚持北伐，恐怕舰队还没有抵达辽东，曹魏帝国大军已在建业大摆筵席，庆祝灭国之功）。

　　孙权屡次派人去安慰张昭，向他道歉，张昭坚称他确实患病，不能起床。孙权有次出宫，经过张昭家门，呼唤张昭，张昭说他病重，就要断气。孙权放火烧他的大门，想把他烧出来，张昭仍然不动，孙权只好教人把火扑灭，停在门口等候；很久之后，张昭的儿子们把张昭从床上扶起来出门相见，孙权请他上车，一同回宫，深切责备自己。张昭不得已，以后才参加朝会。

读书笔记：承平日久，和曹魏一样，东吴君臣者已丧失斗志，而孙权当权太久，也开始有些昏庸，总幻想通过一些小伎俩取胜。但孙权对臣下宽容，十分值得称赞，如果换作曹操，虞翻早就没命了，张昭亦难立于朝。

柏杨：历史上君王和臣属之间，翻脸无情的固多如牛毛，始终和睦的也并不是没有。不过，即令和睦到看起来似乎水乳交融之境，但在严格的君臣礼法规范之下，不可避免地一直隐藏着一种君尊臣卑的距离感，难有真正水乳交融的实质。反观孙张之间，亦师亦友，火攻土掩的戏剧景观，充满真挚和温馨。时间越到近代——最糟的是明王朝和清王朝，君王如猫，臣属如鼠，只有兽性，没有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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