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011

原文：孝献皇帝辛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

丞相掾和洽言于曹操曰：“天下之人，材德各殊，不可一节取也。俭素过中，自以处身则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议，吏有著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观俗，贵处中庸，为可继也。今崇一概难堪之行以检殊涂，勉而为之，必有疲瘁。古之大教，务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诡之行，则容隐伪矣。”操善之。

孝献皇帝辛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

春，下令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柏杨白话版：209年。丞相府秘书（丞相掾）和洽，建议曹操说：“天下千万众生，才干和品德，都不相同，不可以只用一个标准选拔人才。过分的节俭朴素，用来约束自己可以，用来判断别人，就会失误。而今政府推行一项运动，凡是喜爱穿新衣服或喜爱坐车的官员，都被抨击，说他们不够廉洁；而蓬头垢面，破衣破袄的官员，都被称赞廉洁。于是，迫使士大夫把衣服故意弄脏，把车马、轿舆、衣服都秘密收藏；政府高级官员，甚至自己携带饭盒，到官府进餐。建立榜样和改善风俗，必须中庸，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效法。现在提倡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刻苦行为，用它来约束各阶层人士，勉强施行，最后必然不能延续。古人伟大的教化，精义在于通达人情，凡是激烈怪诞的行为，一定产生虚伪。”曹操认为他的见解好极。

210年。春季，东汉王朝丞相曹操下令：“孟公绰当晋国赵、魏两大家族的元老，可以胜任愉快；但如果当滕、薛两小封国的国务官（大夫），便干不下去（元老悠闲，无权无责，国务官权大责重，没有能力的人，无法担任。参考八四年）。如果一定固执任用廉洁之士，姜小白（春秋时代齐国十六任国君桓公）怎么能称霸天下（管仲就不是廉洁之士）？各位朋友，请帮助我，在穷乡僻壤，发掘人才，只要他是人才，我一定任用。”

读书笔记：和洽的观点，用两个字概括，就是“中庸”。所谓“过犹不及”，无论法律还是政策，都是面对大多数人的，首先要符合实际，考虑可行性。否则的话，过度要求，看起来非常完美、无可挑剔，但是大多数人很难做到，必然会导致大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一套、做一套，最后法律政策不但不能实行，反而起到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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