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1000

原文：秘书监、侍中荀悦作《申鉴》五篇，奏之。悦，爽之兄子也。时政在曹氏，天子恭己，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故作是书。其大略曰：

为政之术，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伪乱欲，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四者不除，则政末由行矣，是为四患。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常罚以统其法，是谓五政。

人不畏死，不可惧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以善。故在上者，先丰民财以定其志，是谓养生。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准验，听言责事，举名察实，无或作伪以荡众心。故欲无奸怪，民无淫风，是谓正俗。荣辱者，赏罚之精华也。故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废，推中人而坠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纳于君子之涂，是谓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备以戒不虞，安居则寄之内政，有事则用之军旅，是谓秉威。赏罚，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赏，非爱其财也，赏妄行，则善不劝矣；不妄罚，非矜其人也，罚妄行，则恶不惩矣。赏不劝，谓之止善，罚不惩，谓之纵恶。在上者能不止下为善，不纵下为恶，则国法立矣。是谓统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诚，守之以固，简而不怠，疏而不失，垂拱揖让，而海内平矣。

柏杨白话版：皇家图书馆长（秘书监）、宫廷随从（侍中）荀悦（“秘书监”于一五八年十一任桓帝刘志时设立，最初不过管理图书，校勘正误，年俸六百石，以后地位逐渐重要），作《申鉴》五篇，奏报皇帝刘协。荀悦是荀爽（荀淑的儿子）的侄儿。当时，中央权柄握在最高监察长（司空）曹操之手，皇帝不过恭恭敬敬地坐在那里而已。荀悦希望有积极作为，可是他的见解无法实现，只好著书立说。大概的意思是：

　　“治理天下的主要方法，在于先行消灭‘四患’，然后推行‘五政’。虚伪败坏风俗；私心败坏法治；行为放荡，败坏正常秩序；肆无忌惮，败坏制度。这四种现象如果不除，政令根本无法推行，谓之‘四患’。振兴农业照顾人民生活，分辨善恶挽救人心堕落，推广教育提高文化水平，建立武力支持中央威信，公平赏罚维持法律尊严，谓之‘五政’。

　　“人民如果不怕死，就不怕犯法有罪；人民如果不觉得生活快乐，就不会去做善事。所以，在高位的人，应该先使人民富庶，使他们安居，这就是照顾人民生活，用善恶作为标准，来定功罪；对于毁谤或赞誉，一定要确切查明，取得真凭实据，不只听他的言论，更要考察他的行为；不被他的名声所困扰，还要仔细查看他工作的成绩和效果；如此或许可以消除虚伪，免得大家效法。世上没有奸诈，民间没有淫乱，这就是挽救人心堕落。荣耀和羞辱，是赏罚的理论根据；依照礼教的规定，荣耀的赞扬或羞辱的斥责，只能加到‘君子’身上，希望改正他的内心；锁枷鞭打，则专门对付‘小人’，希望改正他的行为。如果不推广教育，中等阶层人士将堕落成‘小人’；如果推广教育，中等阶层人士将跃升成‘君子’；这就是提高文化水平。既然身居高位，则必须拥有武力，才能防备不可预测的变化，平时用来安抚内部，战时则是效命疆场的劲旅，这就是支持中央威信。赏或罚，是政治上重要权柄，君王绝不随便赏赐，并不是爱财，盖随意赏赐，便无法用来鼓励善行；君王也绝不随意惩罚，并不是怜恤那个人，而是随意惩罚，便无法遏阻犯罪。不应该赏赐而赏赐，是遏阻善行；应该惩罚而不惩罚，是鼓励罪恶。在高位的如果不遏阻下面的人的善行，不鼓励罪恶，则国法确立，这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

　　“‘四患’消除，‘五政’建立，诚心诚意执行，坚定立场，宁可简略，不可倦怠；宁可疏漏，不可放弃大节。如此，轻而易举的就能获致太平。”

读书笔记：

柏杨：

　　荀悦是儒家学派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司马光对他尊崇备至。从这篇《申鉴》可看出儒家学派政治主张的精髓：一是阶级森严的定位，最高层的是“君子”，最低层的是“小人”。教育只能改变中间阶层人士，中间阶层人士接受教育后，可以跃升成“君子”；不接受教育时，则堕落成“小人”。至于“君子”是否还会堕落？堕落成为“小人”？以及“小人”是否会上升成为“君子”？没有说明。荀悦的论点：“君子”“小人”，永恒不变。

　　另一是，人民奴役性的定位。荀悦强调：君王不可随意惩罚，并不是出于人权，而是不利于统治，意思至为明确：如果有利于统治，就可以随意惩罚。全部思想体系中，没有看到人的尊严，“仁政”并不是把人当人，而是把人当做工具。而如何爱护工具和爱护人——把人当人，意义完全不同。

　　儒家政治主张的最高指导原则，只看到君王的统御价值，没有看到人民的人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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