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883

原文：

孝灵皇帝上之上

孝桓皇帝下建宁元年（公元168年）

初，护羌校尉段颎既定西羌，而东羌先零等种犹未服，度辽将军皇甫规、中郎将张奂招之连年，既降又叛。桓帝诏问颎曰：“先零东羌造恶反逆，而皇甫规、张奂各拥强众，不时辑定，欲令颎移兵东讨，未识其宜，可参思术略。”颎上言曰：“臣伏见先零东羌虽数叛逆，而降于皇甫规者，已二万许落；善恶既分，馀寇无几。今张奂踌躇久不进者，当虑外离内合，兵往必惊。且自冬践春，屯结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势，欲更招降，坐制强敌耳。臣以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计东种所馀三万馀落，近居塞内，路无险所，非有燕、齐、秦、赵从横之势，而久乱并、凉，累侵三辅，西河、上郡，已各内徙，安定、北地，复至单危。自云中、五原，西至汉阳二千馀里，匈奴、诸羌，并擅其地，是为痈疽伏疾，留滞胁下，如不加诛，转就滋大。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无虑用费为钱五十四亿，如此，则可令群羌破尽，匈奴长服，内徙郡县，得反本土。伏计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馀亿。费耗若此，犹不诛尽，馀孽复起，于兹作害。今不暂疲民，则永宁无期。臣庶竭驽劣，伏待节度。”帝许之，悉听如所上。

颎于是将兵万馀人，赍十五日粮，从彭阳直指高平，与先零诸种战于逢义山。虏兵盛，颎众皆恐。颎乃令军中长镞利刃，长矛三重，挟以强弩，列轻骑为左右翼，谓将士曰：“今去家数千里，进则事成，走必尽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众皆应声腾赴，驰骑于傍，突而击之，虏众大溃，斩首八千馀级。太后赐诏书褒美曰：“须东羌尽定，当并录功勤；今且赐颎钱二十万，以家一人为郎中。”敕中藏府调金钱、彩物增助军费，拜颎破羌将军。

段颎将轻兵追羌，出桥门，晨夜兼行，与战于奢延泽、落川、令鲜水上，连破之；又战于灵武谷，羌遂大败。秋，七月，颎至泾阳，馀寇四千落，悉散入汉阳山谷间。护匈奴中郎将张奂上言：“东羌虽破，馀种难尽，段颎性轻果，虑负败难常，宜且以恩降，可无后悔。”诏书下颎，颎复上言：“臣本知东羌虽众，而软弱易制，所以比陈愚虑，思为永宁之算，而中郎将张奂说虏强难破，宜用招降。圣朝明监，信纳瞽言，故臣谋得行，奂计不用。事势相反，遂怀猜恨，信叛羌之诉，饰润辞意，云臣兵‘累见折衄，又言‘羌一气所生，不可诛尽，山谷广大，不可空静，血流污野，伤和致灾。’臣伏念周、秦之际，戎狄为害，中兴以来，羌寇最盛，诛之不尽，虽降复叛。今先零杂种，累以反覆，攻没县邑，剽略人物，发冢露尸，祸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诛。昔邢为无道，卫国伐之，师兴而雨；臣动兵涉夏，连获甘澍，岁时丰稔，人无疵疫。上占天心，不为灾伤；下察人事，众和师克。自桥门以西、落川以东，故宫县邑，更相通属，非为深险绝域之地，车骑安行，无应折衄。案奂为汉吏，身当武职，驻军二年，不能平寇，虚欲修文戢戈，招降犷敌，诞辞空说，僭而无征。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赵充国徙令居内，煎当乱边，马援迁之三辅，始服终叛，至今为鲠，故远识之士，以为深忧。今傍郡户口单少，数为羌所创毒，而欲令降徒与之杂居，是犹种枳棘于良田，养虺蛇于室内也。故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适期年，所耗未半，而馀寇残烬，将向殄灭。臣每奉诏书，军不内御，愿卒斯言，一以任臣，临时量宜，不失权便。”

孝桓皇帝下建宁二年（公元169年）

诏遣谒者冯禅说降汉阳散羌。段颎以春农，百姓布野，羌虽暂降，而县官无廪，必当复为盗贼，不如乘虚放兵，势必殄灭。颎于是自进营，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骑司马田晏、假司马夏育将五千人先进，击破之。羌众溃东奔，复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门，颎规一举灭之，不欲复令散走。秋，七月，颎遣千人于西县结木为栅，广二十步，长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将七千人衔枚夜上西山，结营穿堑，去虏一里许，又遣司马张恺等将三千人上东山，虏乃觉之。颎因与恺等夹东、西山，纵兵奋击，破之，追至谷上下门，穷山深谷之中，处处破之，斩其渠帅以下万九千级。冯禅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汉阳、陇西三郡。于是东羌悉平。颎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馀级，获杂畜四十二万七千馀头，费用四十四亿，军士死者四百馀人；更封新丰县侯，邑万户。

臣光曰：书称：“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蛮夷戎狄，气类虽殊，其就利避害，乐生恶死，亦与人同耳。御之得其道则附顺服从，失其道则离叛侵扰，固其宜也。是以先王之政，叛则讨之，服则怀之，处之四裔，不使乱礼义之邦而已。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且夫羌之所以叛者，为郡县所侵冤故也；叛而不即诛者，将帅非其人故也。苟使良将驱而出之塞外，择良吏而牧之，则疆场之臣也，岂得专以多杀为快邪！夫御之不得其道，虽华夏之民，亦将蜂起而为寇，又可尽诛邪！然则段纪明之为将，虽克捷有功，君子所不与也。

孝桓皇帝下建宁三年（公元170年）

征段颎还京师，拜侍中。颎在边十馀年，未尝一日蓐寝，与将士同甘苦，故皆乐为死战，所向有功。

柏杨白话版：168年（东汉·永康二年 建宁元年）最初，西羌保安司令（护羌校尉）段颎，平定西部羌人（湟中一带及渭水上游）地区叛乱。而东部羌人（陕西省北部及宁夏）先零等部落，仍然武装对抗。北疆边防司令（度辽将军）皇甫规、匈奴协防司令（使匈奴中郎将）张奂，多少年来，不断招抚；羌人不断归降，也不断背叛。前任皇帝刘志曾用诏书询问段颎：“东方先零等部落，作恶反叛，皇甫规、张奂都拥有强兵，不能及时剿平，我打算派你率军到东方讨伐，不知道是否恰当，请制订战略。”段颎上书说：

　　“我看到先零以及东方等其他诸羌部落，虽然数度背叛，但向皇甫规投降的，已有两万余部落，善恶已经分明，残余的叛众所剩无几。张奂所以徘徊踌躇，久不进兵，只因为已归附政府的羌人，仍跟叛众相通，大军一动，他们必然惊慌。而且从冬天开始，直到现在，已是春季，叛羌部落连营不绝，战士和马匹都十分疲惫，有自形瓦解的可能。张奂只是希望逼使他们投降，我们坐着不动，便可摧毁强敌。

　　“我认为，叛羌狼子野心，天生凶残，很难用恩德感化。当形势穷困时，他们虽然屈服，一旦政府军撤退，仍会恢复原状。政府唯一办法，只有用长矛直指他们的前胸，用大刀架上他们的颈项。计东羌诸部现在只剩下三万余帐落，全部定居在边塞之内；道路平坦，并不具备战国时代燕、齐、秦、赵等那种纵横条件。可是他们却长久的扰乱并凉二州（山西省及黄河河套地区及甘肃省），不断攻击三辅（关中·陕西省中部），迫使西河郡（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跟上郡（陕西省榆林市南鱼河堡）的郡政府，都迁徙到内地（参考一四〇年），安定郡（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北地郡（侨郡·陕西省耀县），再陷危急。自云中（内蒙古托克托县）、五原（内蒙古包头市），西到汉阳（甘肃省甘谷县），二千余里，土地全被匈奴人、羌人盘踞。这等于大疮暗疾，隐藏在两胁之下，如果不把他们消灭，势力将迅速膨胀。

　　“我建议：动员骑兵五千人、步兵一万人、战车三千辆，用三个冬季跟两个夏季的时间，即可奏功。约计费用五十四亿。如此，就可以使羌人尽破，匈奴永服。迁移到内地的郡县政府，也可以迁回原址。

　　“我计算：自本世纪（二世纪）最初十年末期起，诸羌部落背叛，历时十四年，军费消耗二百四十亿。四〇年代初期，诸羌部落再度背叛，又历时七年，军费消耗八十余亿。如此庞大的费用，对叛徒仍无法屠杀罄尽，残余分子遂再崛起，贻害今天。如果我们今天不肯使人民忍受暂时的痛苦，则永远的平安便遥遥无期。我愿竭尽拙笨的能力，听候差遣驱使。”

　　前任皇帝刘志批准这项高压行动，对预算毫无削减。

段颎于是率领武装部队一万余人，携带十五日粮秣，从彭阳（甘肃省镇原县东），奇袭高平（宁夏固原县），在逢义山（宁夏海原县东南）跟先零等部落决战。羌军强大，政府军人心恐惧，段颎下令军中，磨利箭头刀锋，把三支长矛，接成一支，跟弓箭手混合编组，派出轻装备骑兵，掩护左右两翼，宣告将士：“我们距故乡有千里之遥，进则成功，退则大家全死，努力争取功名！”遂大声呐喊，全军跟随呐喊，骑兵左右掩护，步兵发动攻击，先零等羌部落崩溃，政府军杀叛羌八千余人。

　　皇太后窦妙下诏褒扬说：“等到东羌平定，再合并论功。现在，暂时赏赐段颎钱二十万，任命段颎子弟一人当初级禁卫官（郎中）。”命皇家钱币库（中藏府）拨出金钱、绸缎等，补助军费。擢升段颎当破羌将军。

破羌将军段颎，率轻装备部队，追击残余叛羌，出桥门谷（陕西省子长县西北），日夜不停，兼程行军，在奢延泽（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东南）、落川（洛河上游）、令鲜水（今地不详），发生一连串会战，取得一连串胜利。最后，在灵武谷（宁夏贺兰县西北贺兰山东麓）决战，诸羌部落完全崩溃。

　　秋季，七月，段颎追击到泾阳（甘肃省平凉市西北），残余叛弟只剩下四千余帐落，全都溃散，逃人汉阳郡（甘肃省甘谷县）万山丛中。

　　匈奴协防司令张奂上书说：“东部地区叛羌虽然破败，但对羌民族无法消灭。段颎性情轻率而果敢，应考虑到胜利形势，难以永远掌握。最好是用恩德结纳，就永远不会后悔。”中央政府转告段颎，段颎坚持继续使用高压手段，上书说：

　　“我原本知道东部诸羌部落（宁夏及陕西省北部一带羌人）虽然人数众多，但因武力衰弱，容易控制。所以陈述我的忧虑，打算奠立永久和平的基础。匈奴协防司令张奂，强调羌人强大，难以击破，最好使他们投降。我认为并不如此，主上英明，采纳我不成熟的意见，我的谋略才能实施，而张奂的建议才被搁置。只因为事实的发展跟张奂所预料的方向，恰恰相反，张奂遂心怀忌妒，听信叛徒的申诉，故意用温和的语气指摘我的部队：‘不断受到挫折。’又宣称：‘羌民族也是上天的生灵，不可以杀光。山高谷深，不可能无人居住。遍地伏尸污血，有伤和睦之气，招致天灾。’

　　“我考察追溯，周王朝跟秦王朝时代，那时蛮夷中，以戎狄部落为害最大。东汉王朝中兴以来，诸羌部落，为害最大。杀也杀不完，虽然归降，不久又叛。而今先零等部落，更不知背叛过多少次。攻陷城池，抢夺人民财物，挖掘坟墓棺木，灾祸加到活人以及死人身上。上天震怒，才借我所统御的大军之手，使他们伏诛。

　　“从前，春秋时代，邢国混乱暴虐，卫国讨伐它，大军出动之日，上天及时降雨（春秋时代卫国大旱。有人说：“从前，周王朝饥馑，消灭商王朝后，立即丰收。而今邢国正在败坏，岂不是上天教我们讨伐？”军事行动刚开始，就有大雨）。我率军征战，经过夏天，而雨水不断，庄稼丰收，人民也没有瘟疫疾病。上蒙天心喜爱，不赐伤害；下受人民拥戴，一团和睦。所以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从桥门以西，落川以东（指陕西省北部及宁夏），故有的宫殿跟乡镇城池，互相连接，并不是穷山恶水的绝域；车辆马匹，都可平安行驶，不会翻覆。张奂身为政府官员，担任武职，到差二年，仍不能扫平贼寇，却躲躲闪闪，提倡放弃武力；对凶猛的敌人，改用招降政策。我认为他过分夸大招降的功能，虚妄而没有验证。

　　“为什么有这样结论？从前，先零部落侵犯边塞，赵充国把他们迁居到边塞之内（赵充国事，参考前六〇年。当时把归附的羌部落，迁移到金城郡【甘肃省兰州市】耕牧，设立金城移民区【金城属国】）。当煎部落侵犯边塞，马援把他们迁移到三辅（参考三五年）。他们开始时全都降服，而后来仍然背叛，到今天都不能平靖。有远见的人士，深感忧虑。而今，沿边各郡，汉人稀少，常常受到羌人毒害。如果再把大批降羌内迁，使他们跟汉人混合居住，就好像把荆棘种到良田，把毒蛇放进卧室。

　　“我上奉中央的威信，建立长久的平安之策，打算彻底的把病根铲除，使它再不能发生。本来只预算三年的经费，支用五十四亿，迄今一载，消耗不到一半，残余的叛羌，已像灰烬一样，面临灭绝。诏书每次都昭示说：‘对军事行动，中央绝不遥控。’请求贯彻这项命令，交由我全权处理，临事应变，不失军机。”

刘宏派皇家礼宾官（谒者）冯禅，前往汉阳郡（甘肃省甘谷县），说服残余的叛羌投降，破羌将军段颎认为：春天农耕季节，农夫满布田野，叛羌即令投降，也是暂时性质；而且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供养，最后一定再叛。不如乘机进击，就可一劳永逸，完全肃清。于是，段颎亲自出动，挺进到叛羌基地凡亭山（宁夏彭阳县西南）四五十里处；派骑兵军政官（骑司马）田晏、副军政官（假司马）夏育，率五千人作先锋，击破叛羌大营。叛羌溃散，向东逃走，据守射虎谷（甘肃省天水市西），用精兵封锁谷口的上下两个关隘。段颎计划在这次战役中，把叛羌全部歼灭，不允许再突围逃亡。

　　秋季，七月，段颎派一千余人，在西县（甘肃省礼县东北）构筑阻截工事，用木柱结成栅栏，纵深二十步，长达四十里。然后，分别派遣田晏、夏育等，率步骑兵七千人，马衔枚，乘夜攀登西山，在距谷口上下门一里左右，安营扎寨，挖掘壕沟。又派遣军政官（司马）张恺等，率三千人攀登东山——这时候叛羌才蓦然发现。

　　段颎跟张恺分别由东西两山发动攻击，大破叛羌，追击到谷口上下门，深入穷山，势如破竹，格杀叛羌酋长、将领以下一万九千人。冯禅等则招降四千人，分别安置在安定（甘肃省镇原县东南曙光乡）、汉阳、陇西（甘肃省临洮县）三郡。于是，东方羌人的叛乱，全部平定。段颎先后历经一百八十次战役，斩杀三万八千余人，俘获家畜四十二万七千头；费用四十四亿，战士死亡四百余人。东汉政府改封段颎新丰县侯，采邑一万户人家。

司马光评价说：《书经》说：“天地，是万物的父母。而人是万物的精英。其中特别聪明的人，担任君王。君王，是人民的父母。”（《书经·周书·泰誓》）蛮夷戎狄虽然跟我们不一样，但他们趋利避害，乐生恶死，却跟我们相同。治理得法，则归顺服从；治理不得法，则背叛侵扰，自在道理之中。所以，从前圣明君王的立场是，背叛就讨伐，归附就安抚，把他们安置在边疆地带，不使他们扰乱我们礼仪之邦。如果把他们当做草木禽兽，不区分好坏，不辨明背叛顺服，竟然像割草似的一律割杀，岂是做人民父母的本意！

　　何况，羌民族所以叛变，全是被郡县政府官员用冤酷的手段逼反。对于叛徒，不能当时就加处决，是元帅将领都不是适当人选之故。假使优良的将领把他们驱逐到塞外，政府再选择优良的文官治理，则奔驰疆埸的人，岂有机会用大肆杀戮去称心快意！治理不得其法，即令是汉人，也会蜂拥而起，成为盗寇，难道说可以杀尽杀光？是以段颎这个将领，虽然克敌有功，正人君子，并不赞许。

读书笔记：司马光说得对，“羌之所以叛者，为郡县所侵冤故也”，可怜的少数民族人民，面对压迫，要么忍受，要么反抗。忍受，则贪官变本加厉，忍无可忍起而反抗，马上被扣上造反的帽子，招来大军围剿。所以不反抗没有出路，反抗也没有出路，令人痛心！

柏杨：羌人和汉人，是两个血统和文化都不相同的民族，羌人以游牧为主，跟匈奴人非常接近，而跟务农的汉人，在生活方式上格格不入。但羌人比匈奴人落后，分为千百以上大小部落，散布在黄河上游和渭水上游。从来不知道互相团结，只知道互相仇杀，所以始终不能集结成匈奴那样强大的力量，更谈不到建立国家组织。

　　公元前二世纪八〇年代，中国获得原属于匈奴的河西走廊（甘肃省中西部），于是产生两种情况：一、中国势力像一把利刃一样，插在匈奴汗国跟羌人之间，把他们隔开，使羌人无法得到匈奴的援助，以致在以后的战争中，完全孤立。二、汉人在政治军事保护之下，积极向西移民，虽混杂在一起，但界线分明。前一世纪三〇年代，羌人最大的部落之一先零部落，曾发动过一次反击。之后，百余年间，表面相安无事，但羌人不断的被杀被辱，积恨已深。与日俱增的官员们的贪污暴虐，使羌人愤怒的发现，除非把地方政府官员杀尽，他们将永不能平安。武装抗暴行动，遂不可避免。

　　这种行动，在进入二世纪后，东汉政府除了采取高压手段外，想不到别的解决方法——最有效的方法是使政治清明，这当然办不到。羌战遂从小的冲突，扩张成为大规模战争，而且向东汉王朝本部心脏蔓延，直抵首都洛阳近郊。每次战役，死亡人数，都论千论万，可推测参加战斗的兵力，当数倍或十数倍于此。羌人已由消极的挣脱贪官、反抗暴政，进而发展到对汉人全体仇视，所以汉人也遭受到同等残忍的杀戮。不过，虽然如此，那个时代没有现代意识的民族观念，本质上仍是单纯的官逼民反。因为政府官员的贪残对象，一视同仁，不分羌汉。

　　连绵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巨大民变，使西部中国，举目千里，一片荒凉，白骨遍野，看不到煮饭时的炊烟，幸而残存的人民，无论是羌是汉，饥饿使他们坠入人吃人惨境。羌民族因人数太少而又一盘散沙，惨重的伤亡使他们无以为继，而终于惨败屈服。东汉政府的高压政策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不过，这胜利的代价太大，因为羌战也使东部中国民穷财尽，敲开了东汉王朝覆亡的墓门。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桓帝》〖九〗
　　汉之末造，必亡之势也，而兵疆天下。张奂、皇甫规、段颎皆奋起自命为虎臣，北虏、西羌斩馘至百万级，穷山搜谷，殄灭几无遗种，疆莫尚矣。乃以习于战而人有愤盈之志，不数十年，矢石交集于中原，其几先动于此乎！
　　桓，灵之世，士大夫而欲有为，不能也。君必不可匡者也；朝廷之法纪，必不可正者也；郡县之贪虐，必不可问者也。士大夫而欲有为，唯拥兵以戮力于边徼；其次则驱芟盗贼于中原；名以振，功以不可掩，人情以归往，闇主权阉抑资之以安居而肆志。故虽或忌之，或谮之，而终不能陷之于重辟。于是天下知唯此为功名之径而祸之所及者鲜也，士大夫乐习之，凡民亦竞尚之，于是而盗日起，兵日兴，究且瓜分鼎峙，以成乎袁、曹、孙、刘之世。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
　　夫羌、虏之于汉末，其害已浅矣，驱之迫之，蹙而杀之，而生类几绝。非以纾边疆之急，拯生民之危，扶社稷于不倾，而薙艾之若此其酷。人长乐杀之气，无虏可杀而自相为杀。自相杀，则自相敝矣；自相敝，则仅存之丑类，徐起而乘之；故垂百年，三国兵息，而五胡之祸起。佳兵不祥，遂举旷古以来富强卓立之中夏趋于弱，而日畏犬羊之噬搏。汉末之强，强之婪尾而姑一快焉者，论世者之所深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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