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857

原文:

孝质皇帝元嘉元年（公元151年）

涿郡崔寔论世事，名曰《政论》。其辞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怢不自睹。或荒耽耆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以；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

悲夫！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馀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且济时拯世之术，在于补衤定决坏，枝拄邪倾，随形裁割，要措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之差，各有云设，不强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闻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人，景公以节礼，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俗人拘文牵占，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虽合圣德，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不知乐成，况可虑始，苟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己，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摈弃，虽稷、契复存，犹将困焉。斯贤智之论所以常愤郁而不伸者也。

“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逄计见效，优于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鉴。昔孔子作《春秋》，褒齐桓，懿晋文，叹管仲之功，夫岂不美文、武之道哉？诚达权救敝之理也。故圣人能与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变，以为结绳之约，可复治乱秦之绪；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围。夫熊经鸟伸，虽延历之术，非伤寒之理；呼吸吐纳，虽度纪之道，非续骨之膏。盖为国之法，有似治身，平则致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拑勒鞬辀(zhōu)以救之，岂暇鸣和銮，请节奏哉！昔文帝虽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

寔，瑗之子也。山阳仲长统尝见其书，叹曰：“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

臣光曰：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寔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寔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柏杨白话版：涿郡（河北省涿州市）人崔寔，评论世事，写了一篇文章，名《政论》，内容说：

　　“国家所以不能治理，由于人主继承到手的太平盛世，历时太久，风俗习惯已经败坏而不知道，行政能力已经衰退而不改进，认为‘乱’就是‘治’，‘危’就是‘安’，无法分辨。有的荒淫奢侈，不管国事；有的听不进任何规劝，喜爱假话，厌恶真话；有的在歧路上徘徊，不能确定方向。于是，亲近的部下，闭口不言，避免得罪奸邪，只求保持自己的官位。偶尔，疏远的部下，忍不住反映一点真情，却因为地位卑微，不受重视，或者进言之后，受到惩罚。结果，国家法纪从上面先行破坏，才智人士在下面有一种无奈之感。

　　“可怜的是，自汉王朝（西汉王朝及东汉王朝）建立迄今三百五十余年，政府成了藏垢纳污之所，上下荒唐懈怠，人民怨声载道，渴望中兴拯救。救国救民的方法，在于把裂缝补好，把倾斜扶正；根据具体事实，决定所用手段，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这个世界，臻于和平安全之境。所以圣人一旦当权，就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厘定制度。因步骤有差异，理论和实践也跟着有差异。不强迫别人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不会为了一个遥远空洞的理想，去推动不切实际的措施。孔丘告诉叶高（即沈诸梁，字子高。春秋时代楚国人，曾当叶县县长）：‘政治就是近悦远来。’告诉姬蒋（鲁国二十八任国君哀公）：‘政治就是任用贤能人才。’告诉姜杵臼（齐国二十六任国君景公）：‘政治就是减少开支。’（《韩非子·难三》）并不是孔丘没有一定主张，而是面对的情势不一样，最急切优先的措施也不一样。

　　“庸俗的知识分子，跳不出书上的章句，完全被‘古’控制，不知道改变方法，只会骄傲的背诵一些教条，却看不见眼前的现实，这种人怎么可以跟他讨论治国经邦、救国救民的大计？所以，提出意见的臣僚，即令君王重视，也终于被奸佞之辈在背后掣肘。为什么如此？只因为顽劣之辈，习惯于他所看到的东西，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根本就不乐意看到大事完成，何况在大事还没有开始时就要他同意！结果大家一致要求：还是遵照旧有法令规章，千万不要变革。即令见识通达的人，也往往看不得别人的贡献和功业；懊恼那么好的策略，怎么没有由我想出？于是妒火中烧，提笔写文章，满纸义正词严，目的只在破坏对方形象。结果，真知灼见的先知，寡不敌众，被摒弃在一旁。纵使姬弃（周王朝始祖）、子契（商王朝始祖）重生，也束手无策。这就是使贤能智慧的言论，受到压制，不能伸展的原因。

　　“拥有政权的君王，不可能全有最高的品德。所以，执法用严厉的手段，则国家安定，一旦宽纵，国家必然混乱。怎么证明？试看孝宣皇帝（西汉王朝十任帝刘病已），了解君王的责任，认识政治的真谛，使用严刑峻法，使奸佞邪恶之辈，心胆俱裂，全国一片升平，天下人心安定。总结他的政绩，高于孝文皇帝（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等到元帝（西汉王朝十一任帝刘奭）登基，行政的尺度放宽，法纪松弛，政府的权威，开始堕落，西汉王朝的灭亡大祸，在他手中奠下基础。严宽的得失，由此可以明辨。

　　“从前，孔丘作《春秋》，褒扬姜小白，夸奖姬申生，赞叹管仲。孔丘岂有不崇拜姬昌、姬发的道理？只是为了拯救眼前灾难，必须面对现实。圣人能掌握世界的动向，僵固分子却偏偏愚顽的不知道天下已发生变化，认为上古时代那种‘结绳’记事的简陋办法，仍可以治理秦王朝时代纷乱如麻的社会；以为‘干戚舞蹈’，仍可以解除高帝（西汉王朝一任帝刘邦）平城的包围（参考前二〇〇年。“干”是“盾牌”，“戚”是“大斧”。《礼记》记载，用朱红色的木制盾牌和玉石做的大斧，戴着庄严官帽，翩翩起舞，名“大武”，赞美周王朝一任王武王姬发的武功。《书经》并强调这个舞蹈的力量：姒文命【夏王朝一任帝】在阶前举行这个舞蹈，有苗部落马上屈服）。

　　“像熊那样的不断伸手伸足，像鸟那样不停地跳跃展翅，虽然可以延年益寿，却治不了伤寒重病。深呼深吸，运动肺腑，虽然可以使身体健康，却不能接已折断的骨骼。治理国家跟养护身体，道理类似，平常时候注意营养，有毛病时，则当然使用药物。刑罚，正是治理乱世的药物；道德教育，是平常的稻谷肉类。企图用道德手段铲除残暴，那就好比企图用普通饮食医病；在正常状态下，必须使用刑罚，暂时把道德教化放在一旁，就是用药物取代普通饮食。

　　“而今，继承历代君王遗留下的病态，正逢艰苦的时局，几代以来，犯法的人，多受到宽恕。于是，马车夫扔掉了缰绳，马匹抛弃了口勒，驾车的四匹马，横冲直撞，而道路又危险四伏，正应该急剧的勒马刹车拯救，怎么还能銮鸣和应，富有节奏，从容不迫的前进？从前，文帝（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虽然废除肉刑，但是应砍掉右脚趾的，改处死刑。而鞭打之下，往往丧生（参考前一六七年、前一五六年）。所以文帝（刘恒）是用严刑峻法使天下太平，不是用宽厚手段。”

崔寔，是崔瑗的儿子。山阳郡（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人仲长统看到了这篇文章，叹息说：“凡是人主，都应该把它抄下来，作为座右铭。”

司马光：两汉王朝的法令，已够严厉，而崔寔仍觉得太宽大，是什么缘故？因为一个王朝到了衰败的末世，君王性情多半懦弱，担任辅佐的官员，又都抱着过一天算一天的姑息心情。于是，当权派奸邪之辈，犯法有罪，却可以不受处罚；民间强大的地头蛇、土豪劣绅，犯法有罪，也可以没事。仁爱恩惠的效果，只限于眼前；而大奸大恶一旦得意洋洋，国家秩序，就不能维持。所以，崔寔的意见，是针对一时弊端，不是千年百世不变的法则。孔丘说：“执法太宽大，人民就不在乎；人民一旦不在乎，政府就变作严厉。执法太严厉，人民则受到暴虐；人民一旦不能忍受暴虐，政府再变回宽大。宽大和严厉互相弥补调和，社会才一片和睦。”（参考《左传》）这才是永世不变的常轨。

读书笔记：司马光议论得是。东汉末年，问题不在于法不严，而在于选择性执法，对老百姓严，对宦官、外戚、官员、豪强宽。甚至用“宽”已经不能形容，在这些人面前，根本就没有法可言。所以问题出在上，崔寔应该不会看不清这一点，只是在当时政治生态下，不能明说。所以王夫之提出“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他说：“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乃甚。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

张居正《通鉴直解》：按崔寔论治，主于尚严，固一时救敝之言，非万世通行之道。但后世之论治者，不明于宽严二字之义，故其论各有所偏，而不能无弊。夫所谓宽非纵弛之谓也，包含敦大，赦过误，蠲烦苛，这个叫做宽。严非暴戾之谓也，厉精明作，振纪纲，齐法度，这个叫做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如春生秋杀，相代而成岁功，雨露雪霜，并效而行化育。二者阙一不可，故《中庸》论圣德，以发强刚毅，宽裕温柔并言，这是尧舜以来相传的治体。世儒不知此义，才说要宽，便因循姑息而流于纵弛；才说要严，便严刑峻法，而伤于暴戾。而人之常情，每乐放纵而惮绳检，乃又创为宁可过于宽，不可过于严之说，是谓天道可使阳过乎阴，昼多于夜，春夏长于秋冬也，将何以成岁功而行化育乎！昔周公之告成王日：“敦大成裕，明作有功。”必如是而后无弊，论治者审于斯。

柏杨：崔寔这篇客观批判文章，把天下混乱的责任，归罪于刑法太轻。因而认为，如果采取重刑主义，世界就会太平。这种奇异的论据使人吃惊，因为那根本不是病源。冒犯了一只白兔，就诛杀十余人，这刑罚还轻？士孙奋娘亲被控偷窃，竟兄弟拷死，家产没收，这刑罚还轻？我们不认为崔寔糊涂，只认为他一时没有探索到问题核心。问题症结不是刑罚轻重，而是刑罚的公平性。刑罚不公平情形下，要求重刑，只不过使手无寸铁的小民，命运更为悲惨。而刑罚的公平性，又要探索到法律掌握在什么人之手？如果谈千秋法则，则涉及专制封建制度。如果谈眼前困境，则罪恶在梁冀一人之身，他连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都可说杀就杀，谁还有能力判他的罪、处他的刑？而只有他判别人罪、处别人刑的份。这方面的议论，有点隔靴抓痒。

　　然而，崔寔对反对改革的顽劣分子，所施的无情攻击，却十分凌厉。我如果是司马光，我就绝不把这篇文章，采集在《资治通鉴》之中，用它猛掴自己耳光。试看崔寔的指摘：“庸俗的知识分子，跳不出书上的章句，完全被‘古’控制，不知道改变方法，只会骄傲的背诵一些教条，却看不见眼前的现实，这种人怎么可以跟他讨论治国经邦、救国救民的大计？”这不仅是猛掴司马光的耳光，而且是剥了司马光的头皮。为什么会如此？崔寔分析：“只因为顽劣之辈，习惯于他所看到的东西，对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偏偏愚顽的不知道天下已发生变化，认为上古时代那种结绳记事的简陋办法，仍可以治理秦王朝时代纷乱如麻的社会，以为‘干戚舞蹈’，仍可以解除刘邦平城的包围。”而司马光之辈却正是认为伊祁放勋、姚重华那一套，可以一直维持万世。

　　崔寔对崇古成性的儒家学派了解得如此深刻，使人惊奇。他在二世纪描绘出来的僵尸形象，在九百年后的宋王朝旧党身上，复活显现。我们最有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司马光拜读了这篇大作，难道不脸红、不心跳？当然是不脸红也不心跳，否则何至引用它以壮声势。一个酱死了的心灵，真是再难唤醒。面对真理而竟浑然不觉，甚至怡然自得，甚至以为那都是说别人的。使我们悚然发现，我们的对手竟是如此的麻木不仁，拯救中国文化的工作，是多么艰巨。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八·桓帝》〖二〗
　　读崔寔之政论，而世变可知矣。譬德教除残为粱肉治疾，申韩之绪论，仁义之蟊贼也。其后荀悦、锺繇申言之，而曹孟德、诸葛武侯、刘先主决行之于上，君子之道诎，刑名之术进，激于一时之诡随，而启百年严酷之政，亦烈矣哉！
　　司马温公曰：“慢则纠之以猛，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斯不易之常道。”是言也，出于左氏，疑非夫子之言也。夫严犹可也，未闻猛之可以无伤者。相时而为宽猛，则矫枉过正，行之不利而伤物者多矣。能审时而利用之者，其唯圣人乎！非激于俗而毗于好恶者之所得与也。若夫不易之常道，而岂若此哉！
　　宽之为失，非民之害，驭吏以宽，而民之残也乃甚。汉之季世，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倾险者，岂民之遽敢尔哉？外戚奄人作威福以钳天下，而任贪人于郡吧，使虔刘赤子，而民日在繁霜积雪之下，哀我惮人，而何忍言猛乎！严者，治吏之经也；宽者，养民之纬也；并行不悖，而非以时为进退者也。今欲矫衰世之宽，益之以猛，琐琐之姻亚，佌佌蔌蔌之富人，且日假威以蹙其贫弱，然而不激为盗贼也不能。犹且追咎之曰：未尝束民以猛也。憔悴之余，摧折无几矣。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无择于时面业行焉，庶得之矣。而犹未也。
　　以汉季言之，外戚奄人之族党肆行无惮，是信刑罚之所不赦也；乃诛殛以快一时之众志，阳球用之矣，范滂、张俭尝用之矣，卒以激乎大乱而不可止。然则德教不兴，而刑罚过峻，即以施之殃民病国之奸而势且中溃。寔乃曰：“德教除残，犹以粱肉治疾。”岂知道者之言乎？上之自为正也无德，其导民也无教；宽则国敝而祸缓，猛则国竞而祸急；言治者不反诸本而治其末，言出而害气中于百年，申、韩与王道争衡而尤胜。鄙哉寔也，其以戕贼天下无穷矣。
　　且夫治病者而恃药石，为壮而有余、偶中乎外邪者言也。然且中病而止，必资梁肉以继其后。若夫衰老羸弱而病在府藏者，禁其粱肉而攻以药石，未有不死者也。当世之季叶，元气已渗洩而无几，是衰老羸弱之比也而寔尚欲操砭石、擣五毒以攻其标病乎？智如孟德，贤如武侯，而此之不审，亖其欲以此时刈孑遗之余民乎！夫崔寔者，殆百草欲衰而鶗鴂为之先鸣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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