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825

原文：孝安皇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尚书令祋讽等奏，以为“孝文皇帝定约礼之制，光武皇帝绝告宁之典，贻则万世，诚不可改，宜复断大臣行三年丧。”

尚书陈忠上疏曰：“高祖受命，萧何创制，大臣有宁告之科，合于致忧之义。建武之初，新承大乱，凡诸国政，多趣简易，大臣既不得告宁而群司营禄念私，鲜循三年之丧以报顾复之恩者，礼义之方，实为雕损。陛下听大臣终丧，圣功美业，靡以尚兹。《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如掌。’臣愿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则海内咸得其所。”时宦官不便之，竟寝忠奏。庚子，复断二千石以上行三年丧。

柏杨白话版：宫廷秘书长（尚书令）祋讽（祋，音duì）等奏称：“孝文皇帝（西汉五任帝刘恒）制定简单的礼仪（刘恒逝世时，遗诏规定三十六日即可脱掉丧服，参考前一五七年；后世一直奉行），光武皇帝（东汉一任帝刘秀）不准臣僚因父母逝世而长期休假。这是万世应遵循的法则，不可改变。应撤销大臣守三年之丧（休假三年）的规定。”

　　宫廷秘书（尚书）陈忠上书力争，说：“高祖（西汉一任帝刘邦）接受天命，萧何创立制度，大臣有守三年之丧的规定，合乎哀伤的大义。东汉王朝建立，正当大乱之后，国家各种法令规章，多数都很简单明了，高级官员既不坚持三年之丧，中级以下官员为了功名利禄，更很少有人遵守三年之丧，上报亲恩；于礼于义，都是亏欠。陛下准许高级官员守丧三年，这是圣明君王最大最美的功业，实在无以复加。孟轲说：‘尊敬我的长辈，更推及到别人的长辈。爱护我的幼儿，更推及到别人的幼儿。天下国家虽大，可以运转在手掌之上。’我盼望陛下登高北望（北望甘陵），用你对甘陵（老爹刘庆的坟墓）的思念之情，推想臣子之心，则四海之内，人人各得其所。”但宦官认为父母死亡，要守三年之丧（休假三年），对自己不利，坚决反对。陈忠的建议，竟被搁置。

　　十一月二十三日，刘祜下诏：部长级以上高级官员，不再守三年之丧（一一六年，恢复古制，准许大臣守三年之丧【休假三年】）。

读书笔记：柏杨：曾参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原意不仅仅要美化风俗，主要的还是要顺乎人性，流露真实感情。为了使人子在丧亲的痛彻肺腑的悲恸中，适当的表达永诀哀思，葬礼因之而兴。可是儒家学派的丧礼，却十分异样。除了弄一大堆丧服规矩外，又弄了一大堆更复杂、更深不可测的仪式，把死人的妻子儿女，折腾得筋疲力尽，甚至倾家荡产。直到二十世纪三〇年代，丧礼中仅只“点主”——请当地乡绅在牌位“王”字上，用朱砂笔捺上一点，就要跪跪拜拜，唱唱喊喊，热闹几个小时，花费一二两黄金之多　　点主的那个家伙，不能白来。

　　然而，最可怖的还是儒家学派坚持的“三年之丧”，当儿子的要对死去的爹娘，哀悼三年，在这三年之中，要不断哭泣，不能吃干饭，只能吃稀粥；不能睡床，只能睡在地面的草席上；不能用枕头，头下只能枕土块（当然，枕石头大概也行）；不能穿普通衣服，只能穿特制的麻质孝服（事实上只能套在衣服上，不能穿到身上，因为它过度粗糙）。而且必须瘦得皮包骨头，脸面黄黑，双目昏花，耳朵半聋。最标准的孝子是：奄奄一息，必须有人扶着才能起床，靠着手杖，才能走路；住在用土坯做墙的房子里，三年之间，不能跟妻子亲热，不能有笑容，甚至不能言语。儒家学派最骄傲，动辄抬出来亮相的一位先生是：“子武丁守丧，三年不说一句话（高宗谅阴，三年不言）。”

　　这种“三年之丧”，在春秋时代便因为行不通而被扬弃，墨家学派只主张守三月之丧就够了，大力抨击守三年之丧的荒谬。但儒家学派却坚决复古，并把三年之丧作为检验一个人道德学问和一个国家盛衰兴亡的标准。

　　三年之丧是贵族、地主阶级的一种休闲性的游戏，一个升斗小民，一天不工作便一天没有饭吃，如果守三年之丧（休假三年），全家岂不都成了僵尸？不但小民无法奉行，对一个政府官员而言，也承受不住三年之丧的打击。三年之后（如果他过度不幸，老娘丧命三年之后，老爹又死，就是六年），再回到政坛，形势已经大变。于是，有些人羡慕别人爹娘死得早，有些人深恨自己爹娘死得迟，有些人一听说爹娘病重，便责备两个老东西为什么不好好保养？有些人一听说爹娘病故，就连夜挖坑，草草埋葬，然后一手遮天，硬说二老仍在。

在以后的史迹上，三年之丧的节目不断出现，并且成为一种掠夺名声和权势的手段，更成为一种政治斗争武器，父母不但不是人子孝思的对象，反而成了贪婪卑鄙勾当的工具，就更使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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