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811

原文：九月，午，太尉徐防以灾异，寇贼策免。三公以灾异免，自防始。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

仲长统昌言曰：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治，犹加谴责。而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怨气并作，阴阳失和，三光亏缺，怪异数至，虫螟食稼，水旱为灾。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让三公，至于死、免，乃足为叫呼苍天，号咷泣血者矣！

又，中世之选三公也，务于清悫谨慎，循常习故者，是乃妇女之检柙，乡曲之常人耳，恶足以居斯位邪！势既如彼，选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勋立于国家，绩加于生民，不亦远乎！

昔文帝之于邓通，可谓至爱，而犹展申徒嘉之志。夫见任如此，则何患于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竖，请托不行，意气不满，立能陷人于不测之祸，恶可得弹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责之轻，今者任之轻而责之重。光武夺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党以权，数世而不行；盖亲疏之势异也！今人主诚专委三公，分任责成，而在位病民，举用失贤，百姓不安，争讼不息，天地多变，人物多妖，然后可以分此罪矣！

柏杨白话版：仲长统《昌言》曰：

　　刘秀对西汉王朝皇帝一连数世都失去权柄的现象，深怀愤恨；对强悍的高级官员控制政府，同样愤懑。为了补救过去的失策，他做出了过火的改正，东汉王朝的权力，掌握在皇帝之手。虽然名义上有三公的设立，但真正负实际责任的，却是宫廷秘书署（尚书），三公也者，不过摆样充数。然而，国家发生灾乱时，却谴责三公。

　　三公既没有实权，实权遂转移到皇后家族，受到宠爱信任的，也只限于皇帝身旁一些宦官奴仆。这些人再引进他们的亲戚朋友，成为他们的私党。在内充满京师（首都洛阳），在外遍布州郡。贤能和愚恶，恰恰颠倒。把向中央政府推荐人才的工作，当做交易。用最恶劣的人才，治理国家，结果是贪污残暴，逼迫人民，触怒四方蛮夷，引起叛变，招致瘫痪。怨愤之气，一时迸发，阴阳三光（日月星），全都失去秩序，怪异的事情，不断出现。害虫吃庄稼，水旱成灾难。这都是皇后家族、宦官之类引起的警告，反而把罪状罩到三公头上，杀掉他（指西汉十二任帝刘骜杀宰相【丞相】翟方进，参考七年）或免掉他。使人呼叫苍天，举首号啕，痛哭失声。

　　从西汉王朝中叶开始，选任三公时，都专门找些谨慎小心，循规蹈矩，熟悉文章典故的人。这不过是女子们的美德，大街小巷，村落城市中多的是这种平凡之辈，怎么能居于那么重要的高位？形势如彼（三公无权），人选如此（尽属庸庸碌碌），却盼望三公为国家建立勋业，为人民谋求福利，岂不是距离太远？

　　过去，西汉五任帝（文帝）刘恒，对于邓通，可以说宠爱之至，而宰相申徒嘉仍可以传讯他，压压他的威风（参考前162年）。能够得到这样的支持，自然不必顾忌左右那些亲信侍从。可是，到了近代，皇后家族、宦官奴仆，都掌握大权，官员们对他们的请托，胆敢拒绝，他们气愤不满，一定报复，而且能使该官立即陷于无法抵挡的不测之祸，官员哪里敢纠正他们！

从前，责任重大的，处罚较轻；而今，责任轻微的，处罚却重。刘秀把三公的权力剥夺，而今剥夺得更干净。刘秀虽不把权柄跟皇后家族共享，但已有好几代不受这项拘束，因为亲疏关系，到底不同。人主如果真的尊重三公，交给他们大权，使他们负起责任，而他们在高位之上，却为害人民，任用蠢材，社会不安，互相控告，天上仍有变异，地下仍有妖孽，那时候，帝王才有理由给他们这种处分。

读书笔记：三公权力太重，则应用法律、制度、规则来做出限制，达到政治制衡。光武帝过度侵夺三公权力，归于内朝，结果使内外朝失去制衡，先是尚书，后是外戚、宦官掌握大权，东汉终于亡于宦官之手。逞一时之快，破坏制度，打破平衡，是非常危险的。为政者必须约束自己的权力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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