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809

原文：尚书郎南阳樊准以儒风浸衰，上疏曰：“臣闻人君不可以不学。光武皇帝受命中兴，东西诛战，不遑启处，然犹投戈讲艺，息马论道。孝明皇帝庶政万机，无不简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每飨射礼毕，正坐自讲，诸儒并听，四方欣欣。又多征名儒，布在廓庙，每宴会则论难衎衎，共求政化，期门、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化自圣躬，流及蛮荒，是以议者每称盛时，咸言永平。今学者益少，远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忘謇謇之忠，习諓諓之辞，臣愚以为宜下明诏，博求幽隐，宠进儒雅，以俟圣上讲习之期。”太后深纳其言，诏：“公、卿、中二千石各举隐士、大儒，务取高行，以劝后进，妙简博士，必得其人。”

柏杨白话版：宫廷秘书署助理、南阳（河南省南阳市）人樊准，认为儒家学派品质日益低落，必须用政治力量使它提高，于是上书说：“我曾经听说，君王不可以不学习，光武皇帝（一任帝刘秀）接受天命，使汉王朝政权中兴，东征西战，没有时间读书。然而，有时仍放下武器，讲求儒家经典，趁着战马休息的时候，讨论圣人的道理。孝明皇帝（二任帝刘庄）日理万机，每件事都经过考虑，却特别关心古书，留意儒家学派五经的学习。每次学校宴会和射击比赛礼成之后，亲自上坐，讲解经籍，学者专家，都在堂下恭听，四方欣喜。而又广为征召儒家学派学人专家，安排在政府中重要位置之上。每逢遇到宴会，讨论诘难，共同谋求政治进步，教化普及，连期门禁卫武士，羽林军官，都精通《孝经》。气质先从神圣君王身上开始变化，然后影响到蛮荒。所以讨论这件事的人，称道盛世时，都肯定一世纪六〇年代跟七〇年代初期的贡献。而今，专家学人越来越少，离京师（首都洛阳）较远的地区，尤其严重。研究官（博士）只占座位，却不讲解。儒家学派知识分子只追求表面热闹，忘了最基本的忠心，却记得谄媚阿谀的言语。我愚昧的认为，陛下应颁布诏书，明告天下，连荒村僻壤都去寻访，广为征召文雅书生。等到皇帝（刘祜）上学时，讲解经典。”

　　皇太后邓绥完全采纳，下诏：“三公、部长级（中二千石）官员，每人都有责任推举保荐隐士和大儒，他们必须有高贵的德行，能让晚生后进，得到刺激和勉励。在其中再用心的挑选研究官，一定可以得到适当的人选。”

读书笔记：张居正《通鉴直解》：大抵光武、明帝之时，人多务实，学为有用；其后士皆习尚浮华，徒务口耳，无益于身心。故樊准此疏，谓儒风浸衰，非为学者之寡也，乃实用者之寡也。人主欲得贤以图治者，宜留意焉。

当前重视智库建设，难点也是在于，不缺学者专家，但是缺少实用者。

另外一个问题是，学而优则仕，做官成为中国学者当时几乎是唯一的目标和出路。这在中国学界，影响至今，从民国时期的胡适等，直到今天的很多学者出身的官员。这是不是好事呢？当然是好事！因为专家学者治国，有理论基础，更能从宏观和专业的角度看问题，会看得更远、更准。

问题在于体制不合理，没有旋转门。学者再有能力，不能直接当官，要么从基层干起，要么必须有对应的级别。这就导致学者在当官前，必须在学校或者科研院所先有对应的级别，再加上，学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项目、科研经费、评奖、级别晋升等资源，都是由行政体系主导，而不是专家委员会主导，所以，造成绝大多数专家学者不能专心学问，必须想办法当官。再能从学校和科研院所出来当行政官员的，往往已经非常官僚化，其学者的优势已经很弱，对于改变政治气息的作用也很有限。

另外一方面，当了官员就很难再回到去做学问。其实对于很多社会学科，特别是政治和经济等领域来说，学者有实践经验，官员有学者的场景，是相得益彰的事。否则，往往两方面的人都做不好。比如做外国研究的机构，无法进行外交领域，从材料到材料，坐而论道，而外交人员却往往缺乏相关专业背景和知识。再比如，经济学教授坐在学校研究经济，从未在经济第一线，学术与实务两张皮。希望能打破这个限制，使更多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能与官员之间形成双向流通机制，而不是官员只在官僚系统内部小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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