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804

原文：孝和皇帝下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十一月，癸卯，以大司农沛国徐防为司空。防上疏，以为：“汉立博士十有四家，设甲乙之科以勉劝学者。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改薄从忠，三代常道；专精务本，儒学所先。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上从之。

柏杨白话版：公元102年11月6日，擢升农林部长（大司农）沛国（首府相县【安徽省淮北市】）人徐防，当最高监察长。徐防上书，认为：

　　“汉王朝设立十四家研究官（博士。一任帝刘秀在位时，核定儒家学派五经标准本，计：《易经》：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书经》：欧阳高、夏侯胜、夏侯建。《诗经》：申培、辕固、韩婴。《春秋》：严彭祖、颜安乐。《礼经》：戴德、戴圣。）设有甲乙等级，作为对学者的一种鼓励（各家研究官所教授的学生，每年考试一次。甲等录取四十人，当宫廷禁卫官【郎中】；乙等录取二十人，当太子宫禁卫官【太子舍人】；丙等录取四人，当各郡、各封国教育官【文学】）。

　　“可是，我考察国立大学（太学）每次考试学生，都是用自己的意见，并不尊重各家的标准解释，互相私下包容，开辟奸邪之路。每逢遇到向他们征求意见时，大家就议论纷纷，你指控，我批驳，是是非非，一团糟乱。孔丘自称：‘继承先圣先贤的旨意，自己并没有创见。’又说：‘我年轻时还曾经看到史书上有很多缺文。’（孔丘年轻时还看到过史书上有缺文，年老时却看不到，因为都被人擅自补上去了。）而今，学生们不遵照标准本的原文章句，却自己妄行发挥，认为师傅的道理，不一定需要遵守，自己的创见才合理，轻视侮辱传统经典，一时成为风气，这不是陛下当初遴选人才的本意。

“改变浇薄的习俗，莫如提倡‘忠心’，这是三代（夏商周）的正常法则。（李贤原注：司马迁说：夏王朝崇尚忠心，忠心的极致使小人物变得粗野。商王朝矫正它，崇尚敬肃，敬肃的极致使小人物对鬼魂都膜拜。周王朝矫正它，崇尚礼仪，礼仪的极致使小人物一个个虚情假意。而矫正虚情假意，莫如提倡忠心。三个王朝的价值标准，循环变换，周而复始。）专心而精密的研究师傅的学说，是儒家学者最优先的工作。我认为，研究官（博士）跟厘定等级的考试，应该完全根据标准本，挑出五十个难题，命他们回答。解释最多的是第一等，引文出处明白的是最高级。如果不依照师傅的学说，而以自己的见解互相攻击，都要纠正，肯定他犯了错误。”刘肇批准。

读书笔记：

柏杨：公元前一四〇年，西汉政府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中国灿烂辉煌，百花怒放的学术自由，告一结束。学术界成了儒家学派一家的天下，经过两百年的漫长培养，前有鲁丕（参考九九年），后有徐防，蓦然出现，花样翻新，更要求知识分子——当然是儒家学派知识分子，不但不可以跳出儒家学派大圈圈，还不可以跳出“师承”小圈圈。

　　儒家学派自从献身政治，跟统治阶级合作以来，帮派即行林立。只因对儒家经典，必须有点特殊的见解，才能在政治上插上一腿。师傅跟学生之间，不仅是教育关系，而且成了利益集团；两汉王朝时代儒家学派五经研究，最重家法，师傅传授学问，成为一种标志，只要他张口，立刻可以发现他属于某个门派。最后，东汉政府核定十四个标准学说，作为法定的知识规范，十四家之外的学说，全属左道旁门。

　　然而，在那个狭小的天地里，学者们仍可以小有出入，使奄奄一息的儒家学派，仍有微弱呼吸。想不到，鲁丕、徐防，出手一击，连这微弱的呼吸，也被窒息。从此，儒家学派的学者，不准有想象力，不准有创意。在二十世纪被视为魂宝的想象力，儒家学派却认为是一种邪恶，价值连城的创意，却认为是轻视侮辱道统。儒家学者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是：效法孔丘先生的“述而不作”。用圣人的经典，解释圣人的经典，用古人的话，证明古人的话。以“圣言量”取胜，什么人的意见都有，独没有自己的意见。如果有自己的意见，即令正确，也是错误。

　　董仲舒是扼杀中国学术自由的罪魁，鲁丕、徐防则是扼杀中国知识分子复苏的凶手。从此，中国知识分子用不着思考，因为圣人古人已经思考得很精密了，年复一年，中国人的思考能力遂完全僵化。直到十八世纪清王朝末叶，所谓“八股文”，一脉相传，字字都是死尸。

　　这种精神在中国社会流行最广的武侠小说上，充分表达，江湖好汉醉心的是，从古人“秘籍”中寻求武功，很少自己发明武功。而且，门徒的武功再高强，也永远高强不过师傅。这件事情如果倒转过来一想，事态就十分严重。那就是中国人已被命中注定：一代不如一代，精华在“古”，越现代越功力不济。这种发展违反进化原则，祖师爷如果可以一跳三丈的话，最后一个徒孙，大概一寸也跳不起来，只因门徒不能胜过师傅。于是“尊师”和“重道”同等，“师”与“父”合一，有创见或企图突破，就是“背叛师门”，将受到唾弃和诛杀。

　　儒家就是这种结构，不同的是，侠客用剑，儒生用笔，侠客用血遏阻，儒生则借用政治力量。柏拉图那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高贵挑战精神，直到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里，不但找不到，反而豢养出来成群结队的“护师动物”，眼中只有师承，没有真理。所以儒家的高级知识分子，最勤奋经营的一件事，就是广收学生，招揽门徒。这些门徒不但成了传播他学问的宣传员，也成了保护他荣耀的锦衣卫。

国家民族的叛徒是可厌的，但学术界的叛徒却是促使学术发出万丈光芒的火炬。一直在“师承”中旋转折腾，不过是终于要沉淀在酱缸缸底的虫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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