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肃宗孝章皇帝下元和三年（公元86年）,博士鲁国曹褒上疏，以为“宜定文制，著成汉礼”，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帝知诸儒拘挛，难与图始，朝廷礼宪，宜以时立，乃拜褒侍中。玄武司马班固以为“宜广集诸儒，共议得失。”帝曰：“谚言：‘作舍道边，三年不成。’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昔尧作《大章》，一夔足矣。”
肃宗孝章皇帝下章和元年（公元87年）
春，正月，帝召褒，授以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
曹褒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
柏杨白话版：八六年（东汉·元和三年）研究官（博士）鲁国（即东海国·首府鲁县）人曹褒，上书皇帝，要求早日核定文物制度，建立东汉王朝特有的礼仪。祭祀部长（太常）巢堪，认为这是一项划时代的重要大典，不是像曹褒这种地位卑微的人能够制定，不可以允许。刘炟深知儒家学派知识分子的毛病：被古书拘束，没有开创新局面的能力。而政府的礼仪规章，却亟须确立。于是，擢升曹褒当宫廷随从（侍中。博士年俸六百石，侍中年俸二千石，是部长、郡长级高级官员）。
皇宫玄武门护卫官（玄武司马）班固，反对交由曹褒一人负责，认为应集合儒家学派的学者专家共同讨论。刘炟说：“俗话说：‘在路边盖房子，三年盖不成。’一旦把大家集合在一起，就好像打官司一样，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纷纷，反而生出很多奇异的枝节，连笔都无法下，更不要说得到定论了。从前，姚重华作《大章》（音乐篇名），只教夔（姓不详）一个人负责就足够。”
八七年（东汉·元和四年、章和元年）
春季，正月，东汉王朝皇帝（三任章帝）刘炟（本年三十岁）召见宫廷随从（侍中）曹褒，把叔孙通所制定的《汉王朝礼仪》十二篇交给他（参考前二〇一年、前二〇二年），说：“这项礼仪，松散疏略，很多地方不合儒家经典。现今，应该依照《礼经》一一校正，使它可以施行。”
宫廷随从（侍中）曹褒根据旧有的法令典章，加人儒家学派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以及神秘预言书（谶记之文）上的记载，制定上自皇帝，下到平民，婚礼、成年加冠礼、吉礼、凶礼（丧葬）等仪程，共一百五十篇，奏报皇帝刘炟。刘炟深知如果交付讨论，势不可能获得一致同意的结论，所以，对曹褒的建议，全部接受，不再命有关单位参加讨论。
读书笔记：《大章》，是帝尧所作之乐名。夔，是后夔，尧时典乐之官。东汉自光武中兴，崇尚经术，然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明帝虽曾临章辟雍，讲学行礼，而仪文制度尚多缺略，未经裁定。到章帝时，博士中有个鲁国人曹褒，上疏奏说：“宜及时裁定文制，以著成汉家一代的典礼。”当时太常官巢堪奏说：“制礼作乐，乃是一朝的大典，量曹褒一人之见，如何便定得？不可听从。”章帝晓得那众儒生每拘泥故常，无通达之见。起初创立时，难与他谋议，而朝廷上礼文宪典，委宜及时建立，不可因循，就拜曹褒为侍中之官，使他日直禁中，讲求礼制。那时玄武门司马班固也奏说：“这事体重大，还该遍征诸儒，会集一处共议得失，方可裁定。”章帝说：“今俗语有云：‘若人家盖造房屋，在大路边，使往来的人各出意见，议论可否，纷纭不决，就造三年也成不得。’如今聚会着讲礼的，人自为说，家自为论，往往相争不定，就如告状对理的一般，这叫做聚讼。此以为是，彼以为非；此以为非，彼以为是。互生疑异，可否相持，徒使执笔主议的停阁而不得下，此与道旁作舍的何异？古时帝尧作《大章》之乐，止用一个后夔已自彀了，何必多人？”
章帝此言，盖亦有见天下的事功，所以不得成就者，其失只在议论太多。如舜乏好问好察，何尝不谋之于人？至于执两端而取中，则出于一心之独断，初未尝徒徇人言也。后世人臣，既无揆事之定见，又无任事之实心。每朝廷有大议，浅陋者，掇拾以塞其责；刚愎者，忿戾以执其偏：趋时者，承望而不尽其情；泥古者，迂阔而不适于用。或甲可乙否，而不肯相下；或前非后是，而不能坚持。诸说混淆，徒乱观听，以致朝廷的事，或方行而遽止，或已罢而复行，一切纷纷，有损无益。故申公谓：“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议论多而成功少，此宋之所以亡也，图治者尚鉴兹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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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读《资治通鉴》789发布于2021-07-09 11:24: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