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784

原文：肃宗孝章皇帝下元和元年（公元84年）鲁国孔僖、涿郡崔骃同游太学，相与论：“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崇信圣道，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善。”邻房生梁郁上书，告“骃、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骃诣吏受讯。僖以书自讼曰：“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为恶，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于人也。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天下所具知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傥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数，深自为计，徒肆私忌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顾天下之人，必回视易虑，以此事窥陛下心，自今以后，苟见不可之事，终莫复言者矣。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为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书奏，帝立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

十二月，壬子，诏：“前以妖恶禁锢三属者，一皆蠲除之，但不得在宿卫而已。”

柏杨白话版： 鲁国（即东海国·首府鲁县【山东省曲阜市】）人孔僖、涿郡（河北省涿州市）人崔骃（音yīn【因】），一同在首都洛阳国立大学（太学）读书，互相切磋，谈论西汉七任帝（武帝）刘彻，认为刘彻最初登基时，崇信儒家学派，五六年间，被称为有老爹刘启（六任景帝）、祖父刘恒（五任文帝）的政绩；可是后来放纵自己，遂抛弃了从前的善行。

　　邻房另一位大学生梁郁，听到这些议论，上书皇帝，检举孔僖、崔骃诽谤先帝，借古讽今，讥刺当前政治。案件交付有关单位调查，崔驷先被官员传讯审问；孔僖发现事态严重，上书答辩，说：

　　“诽谤的意义，原是指并没有这件事，而作虚伪的诬陷。至于孝武皇帝（西汉七任帝刘彻），他的美恶得失，统统显示在史书之上，写得比日月在天还要明白，我们不过把史书上的记载，用口头再说一遍而已，并没有任何虚构。皇帝这个角色，无论做好事或做坏事，天下没有人不知道，人们根据这些来评论，无法用诛杀遏止。

　　“而且，陛下即位以来，无论政治、礼教，都没有过错，而恩德反而增加。这种情形，天下也没有人不知道。我们讥刺些什么？假如我们抨击的是事实，政府固然应该改正；即令我们抨击的不是事实，政府也应包容。我们又有什么罪？陛下不在基本上着眼，考虑到百年大计，而一味忌讳，只求快一时之意。我们被诛杀，不过一死。一死就一死，只怕天下人将因这件事提高警觉，改变思考方式，揣摩陛下的心理状态，从今之后，再遇到政府有错误，终不肯多说一句。

　　“齐国国君姜小白（十六任桓公），亲自宣扬前任君王的罪恶，以争取管仲，然后文武百官才能献出全副忠心。（《国语》上说：鲁国把管仲绳捆索绑，送回齐国。姜小白亲自到边界上迎接，盛宴招待。姜小白说：“我老哥姜诸儿【十四任襄公】在位时，兴筑高台，每天打猎，不问国家大事，瞧不起知识分子，而只喜爱美女。宫廷之中，九妃六嫔，小老婆有数百人，吃必吃精细的，穿必穿华美的衣，可是战士们却挨俄受冻。请问：我应该怎么办？”）而今，陛下却打算替十世以上的祖先，掩盖事实，岂不是跟姜小白大不相同！我恐怕主管单位突然定案，衔恨蒙冤，再不能陈述，将使后世评论，擅自把陛下比做昏君，难道再使子孙也追溯掩饰？我现在就匍匐宫门之外，等候诛杀。”

　　刘炟看到后，下诏：“不要受理这件控案。”并任命孔僖当图书管理员（兰台令史）。

　　十二月一日，刘炟下诏：“以前因违犯‘妖言’罪，而三族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一律恢复。但仍不可以担任警卫值宿禁宫。”　　

读书笔记：章帝不但宽容，而且讲理，实属不易。

柏杨：孔僖的勇气，使人崇敬。他跟崔骃，应是中国冤狱史上最幸运的两个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终于遇到用理性可以说服的君王。不过，孔僖的观点：“假如我们抨击的是事实，政府固然应该改正，即令我们抨击的不是事实，政府也应包容。”恐怕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想法——一种理想主义的想法。对暴君暴官而言，他所以怒火冲天，兴起大狱，往往不是因为你抨击的不是事实，恰恰相反，而正因为你抨击的硬是不折不扣的事实。你抨击的离谱太远，他还有原谅你的可能性，而你嚷嚷他患有梅毒，偏偏他真的患有梅毒，反应才强烈而残忍，他不会“改正”，他只会愤恨你使他露出原形。

　　梁郁的作为，使人兴起唾他的脸的冲动。但直到今天为止，这种一脸忠贞鲨鱼之辈，仍遍地皆是。不是人们特别喜爱打小报告，而是制度如此。有什么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反应，当社会风气以告密为荣，认为告密就是效忠时，我们又如何唾得完？又如何特别要唾某一人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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