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748

原文：

世祖光武皇帝下中元二年（公元57年）

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宫前殿，年六十二。

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承间谏曰：“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愿颐爱精神，优游自宁。”帝曰：“我自乐此，不为疲也！”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

柏杨白话版：五七年（东汉·中元二年）二月五日，刘秀在首都洛阳南宫前殿逝世，年六十二岁。刘秀每天早晨主持朝会，中午之后才散。不断接见三公（宰相、最高监察长、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长级高级官员（卿）、初级禁卫官（郎）、将领（将），讨论五经，半夜才睡。皇太子刘庄看见老爹辛苦勤劳，不倦不怠，找个机会规劝说：“陛下有姒文命（禹）、子天乙（汤）那种圣明。可是，却没有姬轩辕（黄）、李耳（老）那种悠闲休养的福气。但愿您爱惜自己，优游岁月，自求宁静。”刘秀说：“我高兴做这些事，并不觉得辛苦。”虽然全靠武力取得政权，但等到全国统一、社会安定后，却不让有功的将领，掌握权柄，而另行选拔文官，主持政府。刘秀对自己的处境，有深刻而明确的了解，总其大成，观察时势，量力而为，不去做办不到的事。所以，才能恢复西汉王朝时的盛况，完成和平大业。

读书笔记：读书笔记：刘秀受到后人的广泛称赞。

南怀瑾：“在中国两千年左右的历史上，比较值得称道，能够做到齐家治国的榜样，大概算来，只有东汉中兴之主的光武帝刘秀一人。”

毛泽东则认为刘秀是：“最有学问、最会打仗、最会用人的皇帝。”毛说：“人常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刘秀是个例外，十年不鸣，一鸣惊人。他在家读书，安分守己，一旦造反，倒海翻江。轰轰烈烈，白手起家，创建了一个新的王朝。”

《后汉书》：“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榄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赞曰：炎正中微，大盗移国。九县飙回，三精雾塞。人厌淫诈，神思反德。光武诞命，灵贶自甄。沈几先物，深略纬文。寻、邑百万，貔虎为群。长毂雷野，高锋彗云。英威既振，新都自焚。虔刘庸、代，纷坛梁、赵。三河未澄，四关重扰。神旌乃顾，递行天讨。金汤失险，车书共道。灵庆既启，人谋咸赞。明明庙谟，赳赳雄断。于赫有命，系隆我汉。

马援：才明勇略，非人敌也。且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

冯衍：“皇帝以圣德灵威，龙兴凤举，率宛、叶之众，将散乱之兵，歃血昆阳，长驱武关，破百万之陈，摧九虎之军，雷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祸乱，诛灭无道，一期之间，海内大定。继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绝业，社稷复存，炎精更辉，德冠往初，功无与二。”

曹植：“夫世祖体乾灵之休德，禀贞和之纯精，通黄中之妙理，韬亚圣之懿才。其为德也，聪达而多识，仁智而明恕，重慎而周密，乐施而爱人。值阳九无妄之世，遭炎光厄会之运。殷尔雷发，赫然神举。用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神光前驱，威风先逝。军未出于南京，莽已弊于西都。夫当此时也，九州鼎沸，四海渊涌。言帝者二三，称王者四五。咸鸱视狼顾，虎超龙骧。光武秉朱光之巨钺，震赫斯之隆怒，其荡涤凶秽，剿除丑类，若顺迅风而纵烈火，晒白日而扫朝云也。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故攻无不陷之垒，战无奔北之卒。是以群下欣欣，归心圣德。量力则势微，论辅则力劣。卒能握乾图之休徵，应五百之显期。立不刊之遐迹，建不朽之元功。金石播其休烈，诗书载其勋懿。故曰光武其优也。”

诸葛亮：“曹子建论光武：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时人谈者，亦以为然。吾以此言诚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何哉？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所以张、陈特显于前者，乃自高帝动多疏阔，故良、平得广于忠信，彭、勃得横行于外。语有‘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此言虽小，有似二祖之时也。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光武上将非减于韩、周，谋臣非劣于良、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陈、张、韩、周有焦烂之功耳。”

袁山松：“虽曰中兴，与夫始创业者，庸有异乎，诚哉马生之言，固已寥廓大度，同符高祖。又等太宗之仁，兼孝宣之明，一人之体，其殆于周，故能享有神器，据乎万乘之上矣。

李靖：“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

司马光：“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

郝经：“光武之兴，条理、文献遂轶西京。几于三代，笃实辉光，基命以德，温纯缜密，服天下以柔道。虽则中兴，同夫创业。”

“文德轶于高帝，中兴功烈，邃古所无。於乎盛哉！”

朱元璋：“惟汉光武皇帝延揽英雄，励精图治，载兴炎运，四海咸安。有君天下之德而安万世之功者也。”

王夫之：“自三代而下，唯光武允冠百王矣。”

梁启超：“汉尚气节，光武、明、章，奖厉名节，为儒学最盛时代，收孔教复苏之良果。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

东汉建立后，刘秀偃武修文，不尚边功，薄赋敛，省刑法，恢复生产，稳定局势。新朝末年20年的混战，天下人口锐减，到东汉建立时，“十有二存”。刘秀则“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生产。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的赋制。同时，刘秀连续下达了六道释放奴婢的命令，试图解决西汉末年以来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婢的问题，对于增加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恢复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秀在政治上加强皇权。他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厚待功臣贵戚，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解除其军政大权，使得皇帝安心，大臣安全，相安无事。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

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刘秀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威胁到了皇权。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又命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光武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青、徐、幽、冀四州尤甚”，“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予东汉王朝以极大威胁。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光武帝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一方面“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拖，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很快，贼便解散了，另一方面，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赋田授廪”，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的联系，给了豪强地主严重的打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大好局面。度田也成为东汉朝廷的定制。因各项政策措施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为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明章之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刘秀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同时，刘秀还大力裁撤官吏，合并郡县。光武帝下诏：“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

到刘秀统治的末期，人口数量达到了两千多万，增长了一倍还多，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史称“光武中兴”。

刘秀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在他的提倡下，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

刘秀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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