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726

原文：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建武14年（公元38年）

太中大夫梁统上疏曰：“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轻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自是以后，著为常准，故人轻犯法，吏易杀人。臣闻立君之道，仁义为主，仁者爱人，义者正理。爱人以除残为务，正理以去乱为心；刑罚在衷，无取于轻。高帝受命，约令定律，诚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馀皆率由旧章。至哀、平继体，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数年之间百有馀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厌民心，谨表其尤害于体者，傅奏于左。愿陛下宣诏有司，详择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

光禄勋杜林奏曰：“大汉初兴，蠲除苛政，海内欢欣；及至其后，渐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赃，小事无妨于义，以为大戮。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

统复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严刑。《经》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内称治，至初元、建平而盗贼浸多，皆刑罚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则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事寝，不报。

柏杨白话版：三八年（东汉·建武十四年）

　　中级国务官（太中大夫）梁统，上书说：“我曾经看到，前四四年，死罪减刑的有三十四件。前六年，死罪减刑的有八十件。其中四十二件，是亲手杀人，而作减死一等判决。从那时候起，成为判例。因为处罚太轻，所以人民动不动就犯法，官员也不在乎杀人。我曾经听说，国家元首行事正规，应该以仁义为主要规范。仁者爱人，义者坚持真理。爱人就要把残暴彻底铲除，坚持真理就要排斥祸乱，端正人心。刑罚一定要适中恰当，不能特别偏轻。高帝（西汉一任帝刘邦）承受天命，制定法令，都恰到好处。文帝（西汉五任帝刘恒）只不过撤销肉刑、连坐（前一七九年，撤销连坐法。前一六七年，撤销肉刑），其他的全都依照旧章。至于哀帝（西汉十三任帝刘欣）、平帝（西汉十四任帝刘箕子），在位时间太短，处理刑狱很少。宰相王嘉，牵强附会，擅自改动前辈君王的法令规章，数年之间，竟有一百余件（王嘉于前五年十月当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前四年四月当宰相，前二年三月下狱，逝世。在相位不过两年，不应称“数年”，且变更法令规章达一百余件，是一桩大事，而《汉书·王嘉传》跟《刑法志》都没有记载）；有的不合道理，有的不得民心。现在把其中为害最大的，作一报告。请陛下交给有关单位，选择最好的制成法条。”

　　刘秀交付给高级官员讨论。宫廷禁卫官司令（光禄勋）杜林奏称：“西汉王朝最初兴起时，废除苛政，四海之内，莫不欢欣。等到后来，法令越来越多，连馈赠一点桃李蔬菜，都成了行贿的赃物。小小的过错，跟天下的大义无关，也会判处死刑。最后，法律不能约束，命令不能遏阻，上下互相逃避掩护，弊病更深。我愚昧的认为，仍应使用过去的法条，不要再加调整。”

梁统再上书，说：“我所做的请求，并不是要求严刑峻法，《书经》说：‘治理人民，刑法就要适中。’（《尚书·吕刑》：“爰制百姓，于刑之衷。”）适中的意义是：不失之轻，不失之重。从高祖（西汉一任帝刘邦）直到孝宣（西汉十任帝刘病已），社会秩序，井井有条。到了前一世纪五〇年代以及九〇年代，盗贼匪徒，日渐增多，都是刑罚不适中，造成愚昧的人容易触犯法网。由此观察，刑罚过轻，而容易激起大祸。对奸恶的人宽大，就是谋害善良。”但事情仍被搁置，刘秀不再交付审议。

读书笔记：“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对犯罪惩罚过轻，违法成本低而获利高，是对坏人的纵容，对好人的不公平。

王夫之《读通鉴论》：高帝初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无待察其情，而壹之以上刑。盖天下方乱，民狎于锋刃，挟雠争利以相杀者不可卒弭，壹之以死而无容覆勘，约法宽而独于此必严焉，以止杀也。

　　王嘉当元、哀之世，轻殊死刑百一十五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建武中，梁统恶其轻，请如旧章。甚矣，刑之难言也。杀人一也，而所繇杀之者毕。有积忿深毒，怀贪竞势，乘便利而杀之者；有两相为敌，一彼一此，非我杀彼，则彼杀我，偶胜而杀之者；有一朝之忿，虽无杀心，拳勇有余，要害偶中，而遂成乎杀者。斯三者，原情定罪，岂可概之而无殊乎？然而为之法曰：察其所自杀而轻重之。则猾民伏其巧辩，讼魁曲为证佐，赇吏援以游移，而法大乱。甚矣，法之难言也。

　　夫法一而已矣，一故不可干也，以齐天下而使钦畏者也。故杀人者死，断乎不可词费而启奸也；乃若所以钦恤民情而使死无余憾者，则存乎用法之人耳。清问下民者，莫要乎择刑官而任之以求情之道。书曰：“刑故无小，赦过无大。”故与过之分，岂徒幕外弯弓不知幕中有人而死于射之谓乎？横逆相加，操杀己之心以来，而幸胜以免于推刃，究其所以激成而迫于势者，亦过之类也；猝然之忿怒，疆弱殊于形体，要害不知规避，不幸而成乎杀者，亦过之类也。一王悬法于上，而不开以减死之科；刑官消息于心，而尽其情理之别。则果于杀人者，从刑故之条；而不幸杀人者，慎赦过之典。法不骫而刑以祥，存乎其人，而非可豫为制也。

　　夫法既一矣，而任用刑者之矜恕，则法其不行矣乎？而抑有道焉。凡断刑于死者，必决于天子之廷，于是而有失出失入之罚，以儆有司之废法。既任吏之宽恤，而又严失出以议其后，则自非仁人轻位禄而全恻隐者，不能无惕于中而轻贷人以破法。夫有司者，岂无故而纵有罪以自丽于罚乎？非其请托，则其荐贿，廷议持衡而二患惩，则法外之仁，可以听贤有司之求瘼，而伺忍一人死复继之以一人乎？若曰杀人而可不死也，人将相戕而不已也，而亡虑也。虽减死而五木加之，犴狴拘之，流放徒录以终其身，自非积忿深毒、怀贪竞势之凶人，亦孰乐有此而昧于一逞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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