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724

读《资治通鉴》724

原文：硃祜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丙辰，诏长沙王兴、真定王得、河间王邵、中山王茂皆降爵为侯。丁巳，以赵王良为赵公，太原王章为齐公，鲁王兴为鲁公。是时，宗室及绝国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富平侯张纯，安世之四世孙也，历王莽世，以孰谨守约保全前封；建武初，先来诣阙，为侯如故。于是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上曰：“张纯宿卫十有馀年，其勿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

吴汉自蜀振旅而还，至宛，诏过家上冢，赐谷二万斛；夏，四月，至京师。于是大飨将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泽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邓禹为高密侯，食四县；李通为固始侯，贾复为胶东侯，食六县；馀各有差。已殁者益封其子孙，或更封支庶。

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

邓禹、贾复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甲兵，敦儒学。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职为过，遂罢左、右将军官。耿弇等亦上大将军、将军印绶，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进，奉朝请。

邓禹内行淳备，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资用国邑，不修产利。贾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硃祜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是时，列侯唯高密、固始、胶东三侯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帝虽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诸侯，而太官无馀，故皆保其福禄，无诛谴者。

柏杨白话版：建义大将军朱祜奏称：“古时候，除非直系皇族，不封王爵。”

　　二月二十七日，刘秀下诏：长沙王刘兴、真定王刘得、河间王刘邵、中山王刘茂，一律降封侯爵。（刘兴封临湘侯，刘得封真定候，刘邵封乐成侯，刘茂封单父侯。）二月二十八日，改封赵王刘良当赵公，太原王刘章当齐公，鲁王刘兴当鲁公（刘良是刘秀的叔父，刘辛、刘兴，都是刘秀老哥刘縯的儿子）。这时，刘姓皇族以及原封国撤销而由后裔继承的，凡一百三十七人。

　　富平侯张纯，是张安世的四世孙（张安世，参考前八〇年）。虽在新王朝，因为特别谨慎小心，所以仍保全爵位。刘秀登基，张纯最先归附，爵位如初。现在，主管单位奏称：“侯爵之中，除非是皇族，其他外姓，不应该恢复封国。”刘秀说：“张纯充当皇家卫士，有十余年，不要废除。”但改封武始侯，采邑只有原来富平县的一半大。

　　三月十七日，代理最高监察长（行大司空）马成，解除代理职务，专任扬武将军。

　　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大司马）吴汉，从蜀地（四川省）振旅班师，经过宛县（河南省南阳市），刘秀特准他回到故乡，到祖坟祭扫，赏赐谷米二万斛。

　　夏季，四月，吴汉返抵首都洛阳，刘秀扩大犒赏出征将士、功臣的采邑；重新调整增加的，有三百六十五人。皇亲国戚封爵的，有四十五人。

　　最大的采邑是：邓禹封高密侯，采邑四个县。李通封固始侯。贾复封胶东侯，采邑六个县。其他侯爵的采邑，各个不等。已经死亡的，增加子孙的采邑，或改封他小老婆生的儿子（庶子）。

　东汉帝刘秀在军中的生涯太久，对战争已经厌倦，深知人民疲惫贫困，渴望休养。自取得陇右（陇山以西）、蜀郡（四川省成都市）之后，除非有特别紧急情况，从不谈论军事。皇太子刘彊曾经向老爹问及阵战，刘秀说：“从前，卫国国君卫元（三十一任国君灵公），向孔丘请教战争，孔丘不肯答复。这种事，你最好不要问。”

　　邓禹、贾复，知道刘秀决心追求和平，收藏武器，推广文化教育，不愿有功劳的将领，身在京师（首都洛阳）而拥有重兵。于是，二人自动交出军权，倾心研究儒家学派经典。刘秀也考虑到功臣们的前途，决心保护他们的爵位和采邑（不像他祖先那样，大肆杀戮）。于是，所有侯爵，都不兼政府官职。遂撤销左将军、右将军。耿弇也缴还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将军等印信。大家都以侯爵身份，回到自己家宅，而以“特进”（朝见时，位在三公之下，诸侯之上）地位，参加御前会报（奉朝请）。

　　邓禹性格敦厚，有十三个儿子，使他们各人至少精通儒家学派的一种经典。邓禹的家教严谨，男女分别，十分清楚，对子女的教育方法，都可以作为后世效法的对象。一切开支，全靠采邑税收，不再从事其他行业营利。

　　贾复性格刚毅而正直，曾建立大功，既不兼任政府官职，在家里闭门纳福。朱祜等曾推荐贾复担任宰相，而刘秀正督促三公（宰相、全国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最高监察长）整顿全国文官制度，所以对功臣一律不使他们当官。这时，侯爵群中，唯有邓禹、李通、贾复三人，参与部长级高级官员会议，议论国家大事，恩宠隆重。

　　刘秀虽然不用功臣当官，但对他们却大度包容，一些小过夫，都特别原谅。远方进贡的金银财宝或山珍海味，一定先行赏赐所有侯爵，有时连御厨房（太官）都没有多余的。所以功臣们都能保持自己的尊贵爵位和财产，没有一人受到诛杀或贬谪。

读书笔记：光武帝对功臣的处理，极具政治艺术，可惜除了赵匡胤，少有人效法。因为很难有人有如此高的政治艺术、政治胸怀和政治自信。

张居正《通鉴直解》：光武自起兵以来，身经百战，在兵间日久，已厌苦武事。又知道天下遭战争之苦，疲敝虚耗已极，都愿休兵罢战，得以息肩无事。只为隗嚣据陇右，公孙术据蜀中，二方未定，不得已用兵征讨，自嚣、述既灭，陇蜀既平之后，即专意休息，非有警急的边报，未尝说起军旅，恐其生事以劳民，皇太子曾一日问及攻战之事，光武说：“昔卫灵公问陈法于孔子，孔子以‘军旅之事，非为国之急务’不肯答他。今攻战事非尔所能及，可勿问也。”盖兵乃凶器，战乃危事，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天下已定，而用武不已，则不惟国家多事，而民命亦不能堪矣。光武既平陇蜀，不言军旅，实有得于先王偃武修又之意。其身致太平，不亦宜乎？

柏杨先生：刘秀是中囯历史上少数不诛杀他亲密战友的元首之一。并不是他跟他亲密的战友道德学问都达顶峰，而是刘秀处理得当：他不赋给他们实质权力，无论是军权或政权。幸而他没有任用贾复当宰相，以贾复的蛮横暴躁，那将会产生不愉快的结局。领兵在外，只要忠心就行了。如果朝夕相处，只靠忠心便不行。当一方面总是否决对方决定时，日久必然爆发冲突。而君臣冲突，一定流血。

政治是一种艺术，政治行为是一种艺术创作，刘秀在这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唯一和他媲美的只有宋王朝一任帝赵匡胤，但赵匡胤的事迹不包括在《资治通鉴》之中（它出现在《续资治通鉴》）。中国古代元首懂得官场的人多，懂得政治的人少。有政治艺术修养的，更屈指可数。仅就不杀亲密战友这一点，我们真不明白，以后的一些君王，为什么不能以刘秀作为榜样？再一次证明历史的教训在政治运作中，功用甚微。就连刘秀自己，也把不稳舵，不久就又任命马援南征交趾郡（越南河内市东北北宁府），结果被小报告挑拨得嘴歪眼斜，虽然没有大开杀戒，但破坏了他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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