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620

原文：孝哀皇帝中建平三年（公元前四年）

夏，四月，丁酉，王嘉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为御史大夫。崇，京兆尹骏之子也。嘉以时政苛急，郡国守相数有变动，乃上疏曰：“臣闻圣王之功在于得人。孔子曰：‘材难，不其然与！’故继世立诸侯，象贤也。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居是国也，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

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往者致选贤材，贤材难得，拔擢可用者，或起于囚徒。昔魏尚坐事系，文帝感冯唐之言，遗使持节赦其罪，拜为云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韩安国于徒中，拜为梁内史，骨肉以安。张敞为京兆尹，有罪当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杀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狱，劾敞贼杀人，上逮捕不下，会免；亡命十数日，宣帝征敞拜为冀州刺史，卒获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贪其材器有益于公家也。

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以官为氏，仓氏、库氏则仓库吏之后也；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举劾苛细，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轻贱，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上书告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纵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故纵，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爱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会赦壹解。故事：尚书希下章，为烦扰百姓，证验系治，或死狱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

唯陛下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此方今急务，国家之利也。前苏令发，欲遣大夫使逐问状，时见大夫无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为谏大夫遣之。今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养可成就者，则士赴难不爱其死。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嘉因荐儒者公孙光、满昌及能吏萧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称者，天子纳而用之。

柏杨白话版：夏季，四月十七日，刘欣任命王嘉当宰相，河南郡（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郡长（太守）王崇当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王崇，是前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王骏的儿子（王骏，参考前二一年九月）。王嘉看到当时政治严苛，郡长跟封国宰相经常变动，上书说：

　　“我曾经听说：圣明君王最主要的工作，在于得到贤能人才。孔丘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如此？’所以，‘后代遴选封国国君（诸侯），只要多少有一点半点像老爹或祖父的就够了。’（《礼记·郊特牲》篇。意思是，只要有老爹或祖父一点半点本领就够了。）虽然不能赶得上老爹、祖父那么贤能，也没有关系，天子会为他遴选助理，委派幕僚（卿），作为辅佐（《礼记·王制》：大封国三位幕僚长，全由天子任命。次封国三位幕僚长，二位由天子任命，一位由国君任命。小封国二位幕僚长，全由国君任命。西汉王朝封国则亲王师傅【傅】、封国宰相【相】、首府警备区司令【中尉】，全由皇帝任命），定居在封国之中，一连数世，代代尊荣，然后官员人民，才能顺服。礼教文化，才可以推行，社会才能建立秩序。

　　“现代的郡长，尊贵远超过古代封国的国君（周王朝初期，爵分五等。公爵侯爵，地方一百里。子爵男爵，地方五十里。西汉王朝郡的面积，地方一千里，拥有十数巨城），前代物色贤能人才，而贤能人才却不容易获得。为了擢拔可以胜任的官员，甚至不惜起用囚犯。像魏尚被羁押监狱，文帝（五任帝刘恒）被冯唐的言论感动，派人‘持节’赦免他的罪，任命他当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县）郡长，匈奴深为畏惧（参考前166年）。武帝（七任帝刘彻）在囚犯群中挑出韩安国，任命他当梁国（首府睢阳【河南省商丘县】）秘书长（内史），使骨肉得到平安（这是六任帝刘启的事，王嘉误记。《汉书·韩安国传》：韩安国被控犯罪，囚禁监狱。正好梁国秘书长出缺，中央政府使节就在监狱中发布命令，年俸一开始就是最高阶【中二千石】）。张敞当首都长安特别市长，犯罪应该免职，狡猾的小官僚知道他当权不久，故意冒犯他，张敞把他诛杀，死者家属呼冤，钦差大臣查办，弹劾张敞杀人，要求逮捕；宣帝（十任帝刘病已）搁置不批，张敞逃亡十数日，最后却征召他当冀州（河北省中部南部）督导官（刺史），国家终于得到他的贡献（参考前53年）。前世君王，并不是对这三人怀有私心，而是贪图他们的贤明和干才，有益于国家人民。

　　“孝文皇帝（五任帝刘恒）在位时，官吏担任公职，甚至子孙们把官名当做姓氏。像仓姓、库姓，就是管理仓库官员们的后裔。其他部长级高官（二千石）、高级官员（长吏），也都安于现状，敬爱他的工作，上下互相勉励，没有苟且混世的想法。以后逐渐改变，从部长级高官起，层层督促，要求严苛，不断更改法令规章。京畿总卫戍司令部（辖区：一、首都长安特别市【京兆】，二、西长安市【右扶风】，三、北长安市【左冯翊】；以上称“三辅”，三市市政府都设在长安城内。四、河东郡【山西省夏县】，五、河内郡【河南省武陟县】，六、河南郡【河南省洛阳市东白马寺东】；以上称“三河”。另外，七、弘农郡【河南省灵宝县东北】）和中央派到各州、各郡、各封国的州长（刺史），他们吹毛求疵，连最细小的过失，都提出指责，甚至揭发别人隐私。官员们在座位上不过几个月，就要离开。大家不停地送旧迎新，路上不停地奔走回乡的和上任的官员。中等才干的人，都无法保护自己。下等才干的人，更怕开罪别人，恐惧畏缩，只求保住饭碗。于是，郡长和封国宰相（二千石）的威信，越发低落，属下官员人民，也越发瞧他不起。有的更抓住长官们一点细微的过失，作为把柄，再把它扩大，向京畿总卫戍司令部（司隶）或各州州长检举。人民发现郡长、跟封国宰相原来这么脆弱，禁不住一次控告。于是，遇到小不如意，立刻生出背叛之心。

　　“前些时，山阳郡（山东省金乡县西北昌邑镇）亡命之徒苏令等，纵横各郡及各封国（参考前一四年），政府官员面对危险，没有一个人肯伏节死义，因为他们的威信和权力，早被破坏。孝成皇帝（十二任帝刘骜）非常懊悔，下诏说：郡长跟封国宰相，不适用‘故意纵敌’之罪。派使节前往各郡，赏赐他们黄金，诚恳安慰。国家如果发生急难，关键握在郡长跟封国宰相之手；郡长跟封国宰相如果有威信有权力，才能使急难消灭。孝宣皇帝（十任帝刘病已）最重视政绩优良的地方政府首长，凡是弹劾他们的奏章，都故意搁置，不马上处理，等拖到颁发赦令，这件控案，也就无形化解。依照惯例，宫廷秘书（尚书）很少把弹劾的奏章，交付查办。为的是，一旦交付查办，一定使人民骚动不安，搜证、询问、逮捕、囚禁，有的甚至屈死牢房。所以，弹劾奏章上必须注明‘诬告反坐’，才认真处理。

　　“我建议陛下，留意选择贤能人才，永记他们的善行，忘掉他们的过失。容忍部下的短处缺点，不去要求完美。郡长、封国宰相、各州州长（部刺史）、三辅（大长安）所属各县县长（县令），有能力才干，可以升迁的，都应升迁。人之常情，谁能不犯错误？所以请把标准放宽，使那些尽心努力的官员，得到鼓励。这正是当今最迫切的需要，可以使国家蒙受其利。当苏令事件发生之时，中央打算派遣国务官（大夫），去跟苏令谈判，调查所以聚众起兵的原因，而竟找不到适当人选。后来，征召盩厔（陕西省周至县东）县长尹逢，擢升他当议论官（谏大夫）前往。而今，官员中有这样才能的人更少，应当早日培养，才能使知识分子（士）面对危难时，不辞一死。事到临头，再仓皇找寻，不是政府的光荣。”

　　王嘉乘势保荐儒家学派知识分子（儒生）公孙光、满昌跟干练的官吏萧咸、薛修，都是已经离职而素有声誉的郡长跟封国宰相级官员。

刘欣采纳。

读书笔记：王嘉这篇奏章，主旨思想是在讲主政者要“宽”，用人要用其所长，不计较小过。“留神于择贤，记善忘过，容忍臣子，勿责以备。二千石、部刺史、三辅县令有材任职者，人情不能不有过差，宜可阔略，令尽力者有所劝。”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上者求全责备，官员动辄得咎，则必以自保为首要目标，畏首畏尾，因循苟且，不敢做事，消极怠工。“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在这种环境下，纵有有大才、能做大事者，要么碰壁之后变得保守以安其位，要么碰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所以乱世、急需人才之世，用人务在“宽”，用其长，容其短。在这一点了，高祖、文、景做得非常好。

但为政用人须宽严相济，审时度势。久“宽”之后，官员也必生怠惰之心，行贪腐之事，甚至地方坐大，威胁朝廷。所以善为政者久“宽”之后须“严”，久“严”之后须“宽”。

但在法制社会，应当跳出“宽”和“严”的周期律，办法当然是“法治”，在法律框架内营造宽松和谐的环境，使得人才既不违法，又有施展的舞台。

但在改革时期，又当别论，改革，顾名思义，是要把不合时宜的改掉，创新，是要创造新的、合适的、管用的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法律、制度必然是滞后的，只有当实践反复证明之后，才能修订法律制度。如果这时以处处以法律规章制度去衡量比照，则无改革，不敢创新。所以改革创新尤其呼唤宽松的环境。但绝不能对贪腐宽容，这与宽松的环境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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