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607

原文：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议者以为善祥。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陈礼乐，隆雅颂之声，盛揖让之容，以风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礼。礼以养人为本，如有过差，是过而养人也。刑罚之过或至死伤，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救时务也。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不敢于养人也。为其俎豆、管弦之间小不备，因是绝而不为，是去小不备而就大不备，惑莫甚焉！夫教化之比于刑法，刑法轻，是舍所重而急所轻也。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师有悖逆不顺之子孙，至于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绝，由不习五常之道也。夫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馀敝，民渐渍恶俗，贪饕险诐，不闲义理，不示以大化而独欧以刑罚，终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按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而罢。时又有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馀，复如故。

刘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馀年而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

柏杨白话版：犍为郡（四川省宜宾市）郡政府在水畔捡到十六个古代的石磬（qìng），中央官员们认为是一种祥瑞。刘更生（刘向）乘机向刘骜进言说：

　　“应该在中央设立大学（辟雍），在地方设立中学、小学（庠序），提倡礼教圣乐，传播文雅赞颂的声音，表扬人们谦让的举止，用以教化天下。能够这样而国家仍不治理，还从来没有过。或许有人说：‘不能全靠礼教。’礼教以培养人才为主要目的，如果有什么差错，也是为了礼教才出差错。刑罚同样也会出差错，有时甚至造成死伤。然而，今天所用的刑法，并不是公元前二十三世纪皋陶时代的刑法，有关官员请制定刑法，遵从君王的指示，当增加的就增加，当减少的就减少，为的是适应这个时代。只对于礼教圣乐，却推辞说：‘不敢。’是敢杀人，而不敢培养人才。只为了祭器和乐器不齐全，就索性放弃。是为了小事不备，而竟使大事（礼教圣乐）不成，使人困惑。

　　“用礼教圣乐来比刑法，刑法轻微。我们却恰恰的舍弃重要的，而只掌握轻微的。礼教圣乐是治理国家的基础，刑法只不过担任配角。如今废掉基础，把配角看得那么重要，就不可能治理天下。连京师（首都长安）这里，都有凶暴不孝的子孙，甚至身陷死刑，仍不能根绝，原因在于人们不懂得‘五常’（仁、义、礼、智、信）的道理。西汉王朝上接千年衰弱的周王朝，又继承凶暴的秦王朝遗留下的弊端。人民染上恶劣风习，贪婪奸险，不了解仁义，不了解道理。不在礼教圣乐上用工夫，而独靠刑法，终无法使民心改变。”

　　刘骜把奏章交付高官会议。宰相、大司空联合奏请在首都长安设立大学，并且派人到长安南郊选定地址，打下木桩。可是，还没有开工，即作为罢论。

　　当时，又有人建议：“孔丘不过一个平民，却有门徒三千人。而天子的学生，竟这么少。”（天子的学生，指“博士弟子”【研究生】，刘奭在位时，已增加到一千人。参考前四四年。）于是，刘骜下令增加到三千人。然而，一年后，又恢复原来的一千人。

刘更生自信获得刘骜信任，所以常常替刘姓皇族所受的委屈，提出抱怨。讥刺王姓家族跟盘踞高位的官员，言辞痛切，出于内心至诚。刘骜每次想任命他担任部长，却得不到王姓家族高官及宰相、监察官（御史）支持，所以职位一直不能升迁。停留在国务官（大夫）的行列，前后三十余年，死于任内。死后十三年，而王莽篡夺西汉王朝政权。（依“死后十三年”推测，王莽的新王朝于公元九年建立，则刘更生当死于公元前四年。）

读书笔记：“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这是儒家对于“德治”和“法制”关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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