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600

原文：卷第三十二 【汉纪二十四】

孝成皇帝中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是岁，司隶校尉蜀郡何武为京兆尹。武为吏，守法尽公，进善退恶，其所居无赫赫名，去后常见思。

孝成皇帝中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

上以灾变，博谋群臣。北地太守谷永对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顺天地，则五征时序，百姓寿考，符瑞并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则咎征著邮，妖孽并见，饥馑荐臻；终不改寤，恶洽变备，不复谴告，更命有德。此天地之常经，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质有修短，时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

下有其萌，然后变见于上，可不致慎！祸起细微，奸生所易。愿陛下正君臣之义，无复与群小枼黩燕饮；勤三纲之严，修后宫之政，抑远骄妒之宠，崇近婉顺之行；朝觐法驾而后出，陈兵清道而后行，无复轻身独出，饮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内乱之路塞矣。诸夏举兵，萌在民饥馑而吏不恤，兴于百姓困而赋敛重，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传》曰：‘饥而不损，兹谓泰，厥咎亡。’比年郡国伤于水灾，禾麦不收，宜损常税之时，而有司奏请加赋，甚缪经义，逆于民心，市怨趋祸之道也。臣愿陛下勿许加赋之奏，益减奢泰之费，流恩广施，振赡困乏，敕劝耕桑，以慰绥元元之心，诸夏之乱庶几可息。”

柏杨白话版：本年，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蜀郡（四川省成都市）人何武，当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何武任职，奉公守法，引进正直人士，排斥邪佞之辈。任官时没有突破性的表现，离官后却常被思念。

公元前12年（元延元年）

　　刘骜对不断发生的天象变异，感到惊慌，询问官员们的意见。北地郡（甘肃省庆阳县西北马岭镇）郡长（太守）谷永回奏说：

“君王亲身发扬品德，承受天地运转，则五种征候一定正常（五征：胡三省注：雨、风、太阳、寒冷、燠热），人民都活到高龄，各种祥瑞，同时降临。君王如果放弃责任，为非作歹，违背上天的旨意，浪费上天赏赐的资源，则五种征候立刻有显著的失常（胡三省注：常降雨、常起风、常旱灾、常寒冷、常燠热），妖孽同时出现，然后大饥馑跟着降临。如果始终不肯觉悟悔改，罪恶满盈，上天就不再发出警告，而将另行物色有品德的新的君王。这是天地的正轨运作，每个君王所面对的、相同的法则。恩德有厚有薄，天资有高有低，时间有前有后，形势有盛有衰。

“经年累月的邪行，罪恶已在下面萌芽，天庭自跟着变异，绝不可掉以轻心。祸患都起因于细微，奸邪都产生于粗心大意。请陛下整顿君臣之间的关系，不再和那些狐群狗党在一起媒狎淫乱，严厉遵守‘三纲’的约束（三纲：君王是臣僚的主宰，老爹是儿女的主宰，丈夫是妻子的主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使后宫重新建立秩序。为了避免互相嫉妒，就不应专心宠爱一个人，而应该多悦纳性情温和、行为端正的淑女。朝见皇太后（王政君）或赴祖庙祭祀时，一定要用‘法驾’（皇帝仪仗队），等到街头完全戒严之时，再行出宫。不要再换上平民衣服，说走就走，溜到左右亲近的家里，大吃大喝，大玩大闹。这三项（指私自出游、酗酒、玩女人）最大的毛病一旦改正，宫廷事变，就可以免除。

“各地民变所以发生，在于饥饿难忍，而官员又不知道体恤。人民穷苦，赋税沉重。民怨沸腾，在上位的却懵然不知。《洪范传》说：‘不去消灭饥馑，却宣称天下太平，一定灭亡（饥而不损，兹谓泰，厥咎亡）。’近年以来，各郡各封国受到水灾的伤害，庄稼不能收获，正是减免赋税的时候。可是，主管机关反而要求增加赋税。这种荒谬的措施，违背儒家学派经典大义，打击民心，完全是一种购买怨恨、招揽灾祸的做法。我建议陛下拒绝批准这项增加赋税的请求，而应削减奢侈，缩小开支，使恩德广为传播。然后，救济困乏，劝人民耕田种桑，用以安慰赤子般小民的心愿。各地民变，才有可能平息。”

读书笔记：“武为吏，守法尽公，进善退恶，其所居无赫赫名，去后常见思。”和平年代，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官吏。如果一味劳动人民，虚邀功名，哗众取宠，大搞政绩，必然伤害民生，最终也伤害政权。

“诸夏举兵，萌在民饥馑而吏不恤，兴于百姓困而赋敛重，发于下怨离而上不知。”，为政者往往把错误归咎于人民，不肯自己反省，不去改变错误的政策，反而暴力镇压人民，最终政亡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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