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孝成皇帝上之上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
时大将军凤用事,上谦让无所颛。左右尝荐光禄大夫刘向少子歆通达有异材,上召见歆,诵读诗赋,甚悦之,欲以为中常侍;召取衣冠,临当拜,左右皆曰:“未晓大将军。”上曰:“此小事,何须关大将军!”左右叩头争之,上于是语凤,凤以为不可,乃止。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杜钦见凤专政泰重,戒之曰:“愿将军由周公之谦惧,损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间其说。”凤不听。
时上无继嗣,体常不平。定陶共王来朝,太后与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赏赐十倍于它王,不以往事为纤介;留之京师,不遣归国。上谓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讳。一朝有它,且不复相见,尔长留侍我矣!”其后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国邸,旦夕侍上。上甚亲重之。大将军凤心不便共王在京师,会日食,凤因言:“日食,阴盛之象。定陶王虽亲,于礼当奉籓在国;今留侍京师,诡正非常,故天见戒,宜遣王之国。”上不得已于凤而许之。共王辞去,上与相对涕泣而决。
王章素刚直敢言,虽为凤所举,非凤专权,不亲附凤,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凤专权蔽主之过。”上召见章,延问以事。章对曰:“天道聪明,佑善而灾恶,以瑞异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继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庙,重社稷,上顺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议善事,当有祥瑞,何故致灾异!灾异之发,为大臣颛政者也。今闻大将军猥归日食之咎于定陶王,建遣之国,苟欲使天子孤立于上,颛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阴侵阳,臣颛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凤出,天子曾不壹举手,凤不内省责,反归咎善人,推远定陶王。且凤诬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乐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属,内行笃,有威重,位历将相,国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屈节随凤委曲;卒用闺门之事为凤所罢,身以忧死,众庶愍之。又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于礼不宜配御至尊,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苟以私其妻弟;闻张美人未尝任身就馆也。且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况于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见,足以知其馀及它所不见者。凤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选忠贤以代之!”
自凤之白罢商,后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闻章言,天子感寤,纳之,谓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闻社稷计。且唯贤知贤,君试为朕求可以自辅者。”于是章奏封事,荐信都王舅琅邪太守冯野王,忠信质直,知谋有馀。以王舅出,以贤复入,明圣主乐进贤也。上自为太子时,数闻野王先帝名卿,声誉出凤远甚,方倚欲以代凤。
章每召见,上辄辟左右。时太后从弟子侍中音独侧听,具知章言,以语凤。凤闻之,甚忧惧。杜钦令凤称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辞指甚哀。太后闻之,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亲倚凤,弗忍废,乃优诏报凤,强起之;于是凤起视事。
上使尚书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补吏,而私荐之,欲令在朝,阿附诸侯;又知张美人体御至尊,而妄称引羌胡杀子荡肠,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为“比上夷狄,欲绝继嗣之端,背畔天子,私为定陶王。”章竟死狱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见凤,侧目而视。
冯野王惧不自安,遂病;满三月,赐告,与妻子归杜陵就医药。大将军凤风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赐告养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归家,奉诏不敬。”杜钦奏记于凤曰:“二千石病,赐告得归,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传》曰:‘赏疑从予,’所以广恩劝功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阙难知也。今释令与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违‘阙疑从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不宜去郡,将以制刑为后法者,则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赏大信,不可不慎。”凤不听,竟免野王官。
时众庶多冤王章讥朝廷者,钦欲救其过,复说凤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自京师不晓,况于远方!恐天下不知章实有罪,而以为坐言事。如是,塞争引之原,损宽明之德。钦愚以为宜因章事举直言极谏,并见郎从官,展尽其意,加于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圣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则流言消释,疑惑著明。”凤白行其策焉。
柏杨白话版:公元前24年(阳朔元年)这时,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凤,掌握大权。身为皇帝(十二任成帝)的刘骜(本年29岁),谦让软弱,遇事不能坚持。左右侍从曾经推荐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刘更生(刘向)的幼子刘歆(音xīn),博学而有奇才。刘骜召见,刘歆在皇帝面前,朗诵“诗”“赋”。刘骜大喜,准备任命当寝殿侍从官(中常侍),教左右去拿官帽、官服,就要授职。左右侍从一致警告:“这事还没有报告最高统帅(王凤)!”刘骜说:“这种小事,何必麻烦他!”左右大为惶恐,跪下叩头力争。刘骜不得已,只好告诉王凤,王凤认为不可以,任命之事,遂作罢论。
王姓皇亲的子弟,做官都做到部长(公卿)、国务官(大夫)、宫廷随从(侍中)以及宫廷秘书署各单位主管(尚书诸曹)。分别控制要津,权势充满中央。参议官(议郎)杜钦发现王姓家族太过满盛,规劝王凤说:“我盼望将军:学习姬旦(周公)的谦让,减少魏冉(穰侯)的派头,放弃田蚡(武安)的欲望,莫使范雎者流,抓住把柄,从中挑拨离间。”(魏冉、范雎事,参考前266年。田蚡事,参考前135年。)王凤不能接受。
直到本年(前二四年),二十九岁的刘骜,仍没有儿子,而身体却不断生病,定陶王(首府定陶【山东省定陶县】)刘康(刘骜异母弟),到首都长安朝见,皇太后(王政君)跟刘骜,承接老爹刘奭(十一任元帝)的遗志,待这位老弟,十分亲厚,颁发的赏赐,比其他亲王多十倍以上,对当初夺嫡事件(参考前33年),没有分毫芥蒂。就留在京师,不放他返回封国(定陶国【山东省定陶县】)。刘骜对刘康说:“我没有儿子,人生无常,不必忌讳,万一有三长两短,便再也见不到面,你就留在这里,跟我做伴。”后来,刘骜病情减轻,而刘康仍一直住在定陶国宾馆,早晚都入宫晋见刘骜。刘骜对这位老弟,十分敬重。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凤,对刘康长久停在京师,感到不方便。恰好发生日食,王凤警告刘骜说:“太阳所以被食,是阴气过重的缘故,定陶王(刘康)虽然最亲,但依照规定,仍应回到他的封国(定陶国)。长久以来,留在京师,是一件违反常态的事件,所以上天提出警告,请命刘康早一点动身。”刘骜无法违抗王凤,只好答应。刘康拜辞,兄弟二人,相对流涕而别。
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王章,一向刚正敢言,虽然由于王凤的推荐,担任这项高位,但并不阿谀王凤,听凭摆布,于是上“亲启密奏”(封事),说:“日食之发生,都是王凤专权,蒙蔽主上的缘故!”刘骜召见王章,要他解释。王章说:“上天十分聪明,保佑善良,降祸邪恶,用天变作为见证。而今,陛下因为没有儿子,才特别优待定陶王(刘康),这正是奉承祖先祭庙,尊重国家,顺应天心,安抚人民的美举。上天应有祥瑞才对,怎么会有灾变?而灾变竟然发生,为的是不能忍受大臣专权。而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凤)却把责任推到刘康头上,遣送回国,目的不过使陛下孤立无助,满足他控制政府的私欲。这种做法,不是忠臣。而且,日食的意义是:阴气侵犯阳气,臣僚侵犯君王。政府的大小事件,都由王凤决定,皇上连手都没有举过一次。他不从内心检讨,反而怪罪善人的行为,把刘康挤到远方。然而,王凤诬陷欺骗,并不仅此一事。前任宰相王商(非王家班),本是先帝(刘奭)的表叔(刘病已舅父王武的儿子),品德高洁,威望素重,历任将军宰相,是国家的栋梁。只因为人耿直,不肯向王凤屈膝,结果竟因闺房隐私,被王凤罢黜。王商忧伤而死,人民为他悲哀。又如,王凤明知道他小老婆的妹妹张美人,已经出嫁,并非处女,自不应上配至尊。如果说张美人会生孩子,才呈献给陛下,可是迄今为止,并没有听说张美人送入产房。西羌、北胡(匈奴汗国)那些野蛮民族,对女人第一胎的婴儿,还要杀掉,称为‘洗肠’,目的在于严格要求血统纯洁。何况皇上陛下,怎可以接近已嫁的女子?这三件大事,都是陛下亲眼看见,足以推断其他种种所看不见的不忠行为。王凤不可以继续主持政府,应该使他回到他的侯府,另选忠良代替。”
自从王凤罢黜王商(非王家班),跟送返刘康,刘骜一直气愤。一旦听到王章的分析,忽然醒悟,大为感动,完全听信。对王章说:“如果不是市长直言无隐,我无法了解国家大计。只有贤能的人,才知道贤能的人,你不妨给我找一个可靠的助手。”
王章于是再上“亲启密奏”,推荐信都王(首府信都【河北省冀县】)刘兴(刘骜异母弟)的舅父、琅邪郡(山东省诸城市)郡长冯野王,忠心正直,富于谋略。刘骜当太子的时候,已听到过冯野王的声名,遂决定由冯野王代替王凤。然而,消息外泄。刘骜每次召见王章时,都逐出左右随从,闭户密谈。皇太后王政君的堂弟、宫廷随从(侍中)王音,私自窃听,完全了解内情,报告王凤。王凤既忧虑又恐惧,杜钦给王凤规划因应之道,教王凤宣称有病,一面搬出宰相府,回到自己侯爵住宅,上书请求退休,措辞十分哀痛。王政君得到消息,为老弟流下眼泪,拒绝吃饭。
刘骜从小跟舅家(王家班)亲昵,心理上十分倚靠,不忍心一旦解除权柄。于是,用非常宽厚尊敬的诏书,拒绝王凤辞职,对王凤殷勤慰留。王凤遂称病愈,复行视事,决心严厉报复,事情遂作一百八十度转变。
刘骜命宫廷秘书(尚书)弹劾王章:“明明知道冯野王因亲王舅父缘故,出任郡长(刘骜即位之初,主管机关奏称:“藩属事务部长【大鸿胪】冯野王,不应在中央担任部长【九卿】。”遂出任琅邪郡长),而竟以私意,违法推荐,意图使他回到中央;这是王章谄媚侯爵(冯野王是关内侯),又明明知道张美人已配至尊皇帝,而竟然狂妄的引述西羌、北胡(匈奴汗国)杀子洗肠的怪事,不应说出此话。”刘骜把奏章交下查办。司法部(廷尉)罗织成“大逆”罪状:“把皇上比成西羌、北胡(匈奴汗国)蛮夷,打算使皇上绝嗣,背叛天子,私心为定陶王(刘康)铺路。”王章遂死在狱中,妻子放逐合浦郡(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东北)。从此,高级官员(公卿)见到王凤,敢怒而不敢言。
冯野王大为恐惧,遂请病假,三个月期满,中央政府准予带职养病(赐告),冯野王遂跟妻子,回到故乡杜陵(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就医。王凤当然不放过他,命总监察官(御史中丞)弹劾:“冯野王只能在原郡(琅邪郡【山东省诸城市】)带职养病,却私自回归故乡,手拿虎符,越过郡界,径自回家,对诏书大不敬。”(“大不敬”是唯一死罪。)杜钦给王凤上签呈说:“部长级官员(二千石)患病,奉准带职养病,而私自回家就医的,有前例可援,并没有不准离开原郡的法令。古书上说:‘对赏赐有怀疑时,应该赏赐。’目的在于推广恩德、勉励有功人员。‘对处罚有怀疑时,不应处罚。’目的在于谨慎刑法,免得冤枉。而今,不管法令、不管前例,而竟然拿出‘大不敬’法条治罪,完全违背‘对处罚有怀疑时,不应处罚’的古训。假使说,因为部长级官员(二千石)的地位太高,管辖千里国土,负责军事重任,不可以随便离开本郡,必须制定新的法条,予以约束。那么,冯野王的罪状,却发生在法条制定之前。刑罚和赏赐,关系国家的大信,不可以不慎重。”
王凤听不进去。冯野王竟被免职。
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王章死于冤狱,对中央政府,纷纷指责讥刺。杜钦为了补救已失的民心,再向王凤建议:“首都长安特别市长(京兆尹)王章,被指控的罪状,全属隐私,近在京师(首都长安)的人都不知道,何况远方?恐怕天下不了解王章确确实实罪该万死,而误以为他直言规劝被杀。如此的话,不但阻塞以后的进谏,也伤害皇上宽厚的品德。我愚昧的认为,应该利用王章这件事,命各郡、各封国,推荐敢于规劝建议的‘直言极谏’人才,加上现任中下级官员(郎吏)跟担任随从官员(从官),教他们尽量发表意见。政府的言论尺度,应表现得比从前更宽,用以向四方展示,使天下都了解领袖圣明,从来没有因为谁言论不当而责备过谁!能够这样做,谣言自然平息,怀疑也就消失。”王凤向刘骜报告,按着计划实施。
读书笔记:王章小时候贫贱,曾经生病,躺在“牛衣”(穷人用麦秸代替褥子)上,流着眼泪跟妻子诀别,幸而不死。后来做官,不断升迁,做到京兆尹高位。当他奏封事时,妻子劝阻说:“人应该知足,难道不记得牛衣哭泣之时了?”然而王章为忠直之人,对王凤专权,残害忠良,不能坐视不管,结果反而害了自己。人当量力而行,力量不足时,当韬光养晦,保存力量以待时机。我反对知其不可而为之。
杜钦明白盛极而衰,过犹不及的道理,所以劝王凤适可而止,可惜王凤听不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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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读《资治通鉴》583发布于2021-07-09 12:03: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