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570

读《资治通鉴》570：

原文：孝成皇帝上之上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壬子，封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赐舅谭、商、立、根、逢时爵关内侯。夏，四月，黄雾四塞，诏博问公卿大夫，无有所讳。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对，皆以为“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于是大将军凤惧，上书乞骸骨，辞职。上优诏不许。

御史中丞东海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气尚凝，阴阳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群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是故乡党阙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夫人道不通则阴阳否隔，和气不兴，未必不由此也。《诗》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语曰：‘苛政不亲，烦苦伤恩。’方刺史奏事时，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务。”上嘉纳之。

孝成皇帝上之上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

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赦奉郊县及中都官耐罪徒；减天下赋钱，算四十。

柏杨白话版：公元前32年2月28日（原文误置于正月，据《汉书·外戚恩泽侯表》改），刘骜封舅父、特级国务官（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当安成侯。另封舅父王谭、王商（王家班）、王立、王根、王逢时当关内侯。

　夏季，四月，赤黄色浓雾，沉滞不解。刘骜下诏给三公、部长（卿）、国务官（大夫），询问原因何在？示警何事？不要有任何顾忌，直言回答。议论官（谏大夫）杨兴、研究官（博士）驷胜，一致认为：“阴气太盛，阳气被压。当年，高皇帝（一任帝刘邦）有过约定，臣属除非在军事上建立功劳，不可以封侯爵。而今，太后（王政君）的几位弟弟，并没有军功，却同时晋封侯爵，对皇亲国戚的恩典，从来没有过。所以，上天有这项变异。”全国最高统帅（大将军）王凤恐惧，提出辞呈。刘骜下诏诚恳慰留。

总监察官、东海郡（山东省郯城县）人薛宣，上书说：“陛下的性情和品德，非常仁慈宽厚。可是，阴阳之气，还聚集在一起，无法散开，大概由于政府官员，仍在推行暴政的缘故。各州督导官（刺史）巡查地方，有人并不遵守‘六条’（六条，参考前106年注），随着他的高兴，干涉郡县政府行政。甚至大开后门，接受贿赂。听信谗言，直接审理官员跟人民的过失。对很细小的地方，都申斥谴责，要求别人去做无法做到的事。郡县政府在压力之下，也跟着采取苛刻手段。最后，灾祸转嫁到小民身上。于是，亲戚邻居，再没有友情的喜乐，家族家属，也忘了亲密的血缘关系。互相帮助、救济急难的敦厚风俗衰退，礼尚往来的习惯礼节丧失。做人的道理破坏，阴阳自然隔开。和睦的气氛破坏，天象自然发生变异。《诗经》说：‘由于一个微小的煎饼／人民都会失去控制。’俗谚说：‘暴政伤害亲情，悲苦伤害恩义。’当各州督导官（刺史）．回京复奏的时候，请陛下加以约束，使他们了解政府的立场。”

　　刘骜欣然采纳。

公元前31年（建始二年）正月23日，汉成帝刘骜（本年22岁）到首都长安南郊祭祀天神。因为长安县有侍奉皇帝祭祀的辛劳，刘骜下令赦免长安县及在首都长安服役的髡刑（剃光头）以下罪犯。全国人头税减四十钱

读书笔记：汉成帝十分倚重王姓外戚，后来在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6月，悉封诸舅，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五人同日封侯，世谓之“五侯”。刘骜把刘邦“非有功不得封侯”的制度置之脑后，致使裙带关系的作用远远超过实干有功的作用，西汉政权开始走向末路。

刺史并不常驻地方，是中央派出、按地区巡视的官员，类似于后来的钦差大臣。他们代表中央政府，拥有无上权力，又缺乏有监督措施，所以到了地方为所欲为，本意是督察地方官员，结果反而带头违法，加速了地的腐败。

刘骜把人头税从120钱减为40钱，看似爱民如子，其实是一种登基之初，或者遇到重大庆典时的需要，并不是真心的，很快还会涨回来。要戳穿这一点很简单，只需要历史地纵向比较，刘邦时的人头税不过33钱，历任皇帝不断减税，减来减去，却减成了80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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