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547

原文：中宗孝宣皇帝下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癸巳，太子即皇帝位。

孝元皇帝上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

以三辅、太常、郡国公田及苑可省者振业贫民；赀不满千钱者，赋贷种、食。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损膳，减乐府员，省苑马，以振困乏。

九月秋，九月，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或人相食；转旁郡钱谷以相救。

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已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它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故时齐三服官，输物不过十笥；方今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厩马食粟将万匹。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多藏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及众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实地下。其过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从其俭者。大减损乘舆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择后宫贤者，留二十人，馀悉归之，及诸陵园女无子者，宜悉遣；厩马可无过数十匹，独舍长安城南苑地，以为田猎之囿。方今天下饥馑，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称天意乎！天生圣人，盖为万民，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天子纳善其言，下诏，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太仆减谷食马；水衡省肉食兽。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柏杨白话版：公元前49年（黄龙元年）12月6日，太子刘奭（27岁岁）继任皇帝（十一任元帝）。

公元前48年（初元元年）3月10日，刘奭封王政君当皇后，封王政君的老爹王禁当阳平侯。

　　刘奭下诏：把三辅（首都长安市【京兆】、西长安市【右扶风】、北长安市【左冯翊】）、祭祀部（太常）、各郡、各封国，跟皇家林苑的结余经费和物产，全部赈济贫民，帮助创业。资本额不满一千钱的，供给或借给他们种子或粮食。

　　刘奭命外祖父平恩侯（戴侯）许广汉同胞弟弟的儿子、寝殿侍奉官（中常侍）许嘉（许广汉的侄儿），继承平恩侯爵位。（“中常侍”一词在此出现，指可以直入寝殿的最亲近的官员。后来专由宦官担任，皇帝除了朝会时跟外界接触外，其他时间，全被封闭，宦官遂得以弄权。）

　　夏季，六月，传染病流行，刘奭命御厨房（太官）减少菜饭（损膳），减少音乐署（乐府）的官员（音乐署之设置，参考前120年。《汉书·礼乐志》载：十三任帝【哀帝】刘欣即帝位时【前七年】，把音乐署的官员人数，由829人裁减至388人。可想在刘奭裁减官员之前，音乐署人数必不止829人），减少皇家马匹（当时皇家马匹约有三十万），救济难民。

　　关东（函谷关以东）十一个郡跟封国，大水成灾，发生大饥馑。有些地方，人民互相残杀，吞食对方尸体（人间惨事）。

　　西汉政府转运其他郡、其他封国的援助款项及粮食救济。

　　刘奭早就听说琅邪（山东省诸城市）人王吉、贡禹二人，精通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德行廉洁，特派使节把二人征召到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王吉在途中逝世。贡禹到了之后，被任命当议论官（谏大夫）。刘奭屡次谦敬的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说：

　　“古代时候，君王都很节约，因而用度也很有限，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所得税外，没有其他任何税收和差役。所以家家户户，都保持水准以上生活。高祖（一任帝刘邦）、孝文（五任帝刘恒）、孝景（六任帝刘启），宫女不过十几个人，御马不过一百余匹。到了后来（七任武帝刘彻以后），迫不及待的提高享受，恶性发展，就越来越严重。上行下效，臣属也跟着奢侈。

　　“我愚昧的认为：完全效法太古，当然困难，但至少也应效法近代祖先的事迹。现在，宫殿的兴建，告一段落，已经无可奈何。而其他的开支，应尽量减少。从前设立在齐国地区（山东省）的皇家织造厂（三服官），每年为皇家织造的衣裳，不过十个竹箱。而今，所属的春季、夏季、冬季三项织造，每项工人都有几千，每年消耗亿万。而吃人类粮食的皇家御马，已达一万余匹。武帝（七任帝刘彻）时，又收取美女数千人，用来填满不断增加的皇宫。等到皇帝死亡，陪葬的金钱、财物、鸟兽、鱼鳖，多达一百九十种。而把所有的美女，送到墓园，看守坟墓。先帝（十任刘病已）的陪葬物也是如此，只以陛下身为人子，难以主动要求更改。官员也乐于援照前例，至为痛惜。

　　“最高领袖如此，在下位的人受到影响。一个男人所拥有的妻妾，大多数都超过常态。亲王侯爷的小老婆有的多到几百人，富豪官员甚至小吏小民，有的仅歌女就有几十人。于是高官巨富家庭中充满怨妇，而普通贫穷人家的男子，多娶不到妻子。至于陪葬，天下莫不把地上的金钱财宝，随着尸体，埋入地下，结果是地上财富一空，地下却充满宝藏。这种过失，应由上面负责，全是高级官员们一切援例的结果。

　　“我建议陛下，查考古人道理，遵循节约正途，减少车辆、衣服、器物的开支——三分减去二分。皇宫美女，只留下二十人，其他的全部送回她们自己的家。羁留坟园而没有生过子女的美女，都应释放。御马不要超过几十匹。只留下长安南御花园（上林苑）地区，作为打猎之用，其他的全部发还给人民。而今，天下陷于严重的饥馑荒年，难道不应大幅的缩小支出，用作补救，回报天意？上天设立君王，是要为人民谋福利，不是为他一个人自己享乐。”

　　刘奭采纳贡禹的建议，下诏：凡是皇帝很少前往的宫殿，以后不再修理。交通部（太仆）减少御用马匹，水利署（水衡）减少供应皇帝观赏或打猎用的野兽（西汉王朝时，水利署掌管御花园）。

　　司马光说：忠臣之侍奉君王，应要求君王去做较为困难的事。那么，较容易的事，用不着费多大力气，便可纳入正规。只要能弥补短缺，长度过分的地方，自然修正。刘奭刚刚即位，向贡禹虚心请教，贡禹应该先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着手，而把次重要的事情，留在第二步。优柔寡断，邪恶之辈掌握权柄，正是当时最严重的忧患，贡禹不在这方面发言。谨慎节约，正是刘奭所具有的，贡禹却煞有介事，提出建议。原因何在？假使他的智慧连这都不知道，怎么可称贤能？假使他知道却不肯说，罪就更大。

读书笔记：柏杨先生认为，贡禹的建议，集中“婚”“丧”两大焦点。如果能够像他盼望的，把宫女减为二十人，不但可以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还可以使中国政治局面有一个新的转变——可能免除宦官之祸，因为根本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宦官。也可能缩短君王跟官员人民之间的距离，使君王有机会走向民间，保持清醒。厚葬的弊端，不仅使死者家属不堪负担，而且大量动产、不动产，每天都要埋入地下，资源就不得不日益干枯。试想一想，全国每天有多少人死亡，平均一个尸体陪葬一两银子的话，一年要多少银子消失？

　　司马光责备贡禹不知道在最重要的事情上着手，而他所谓的最重要事情，就是：“优柔寡断，邪恶之辈掌握权柄。”问题是，刘奭天生的优柔寡断，这种性格，岂是“建言”“进谏”所可以改正得了的？至于“邪恶之辈掌握权柄”，更是稀奇。刘奭刚刚坐上宝座，“邪恶之辈”还没有上台。即令上台，还没有机会显露他们的邪恶，教贡禹如何指出？难道贡禹是摆卦摊的，未卜先知。司马光的意思是，应先要求君王去做较为困难的事，其他的小事，就迎刃而解。这种擒贼先擒王手段，并不是万灵仙丹。在司马光看起来“嫁”“葬”的小事，刘奭又听得进几句？宫殿岂能真的一直不修理？最后还不是要大动土木。减御车、减野兽，能节省多少经费？对减少宫女的事，刘奭一字不提，这么“容易”的事他都办不到，更困难的事——诸如任用不知在天涯何方的“大儒”，就更办不到。如果刘奭问柏杨先生的意见，我就建议全国选举，组织议会，司法独立，这可是更困难更根本的，刘奭能不能接受？

　　贡禹的建议，可证明一件事，在专制封建的政治制度之下，“建言”“进谏”，作用甚微。只有民主政治的制衡压力，才能使当权分子小心掌舵。

柏杨先生素来以批判为主，很多慷慨陈辞，当然有见地，有深度，但也往往情绪化，失于偏颇，过于尖刻。司马光“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的议论，是非常有政治智慧和见地的。作为大臣，应该帮助最高统治者抓住主要矛盾，应该补皇帝所短。这是方向问题，认识到努力方向，分析存在困难，确定路径和方法，向着正确的方向努力，即使不能完全实现目标，仍可最大限度地取得成果。柏杨先生认为皇帝性格优柔寡断，就不去管他，反正也无法改变，我的意见恰恰相反，正因为皇帝有这样的缺点，所以要帮助他决断。用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谗佞之臣还没有上台，正是要帮助皇帝正确有人，使这样的人没有机会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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