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544

原文：皇太子柔仁好儒，见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臣光曰：王霸无异道。昔三代之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谓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诸侯，诸侯有能率其与国同讨不庭以尊王室者，则谓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顾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巨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汉之所以不能复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为，非先王之道不可复行于后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汉得而用之，功烈岂若是而止邪！孝宣谓太子懦而不立，闇于治体，必乱我家，则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甚矣哉！殆非所以训示子孙，垂法将来者也。

淮阳宪王好法律，聪达有材；王母张婕妤尤幸。上由是疏太子而爱淮阳宪王，数嗟叹宪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宪王，然用太子起于微细，上少依倚许氏，及即位而许后以杀死，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韦玄成为淮阳中尉，以玄成尝让爵于兄，欲以感谕宪王。由是太子遂安。

柏杨白话版：

　　皇太子刘奭，性情温柔敦厚，深受儒家学派思想的熏陶。眼见老爹偏重于任用深懂法律的知识分子，用法律对待下属。曾经乘着父子共同进餐的时候，顺便建议说：“阿爹太重视法治，应该多依靠儒家人才。”刘病已脸色大变，厉声说：“西汉王朝自有西汉王朝的制度，一开始就是采用‘霸道’‘王道’的混合手段，治理国家，怎么能够单独的使用周王朝那种‘礼治教化’？而且所有儒家人才，都不切实际，崇拜古人古事，总认为今不如古。使人弄不懂‘名’和‘实’的分界，不知道做什么才好，怎么可交给他们重责大任？”叹息说：“败坏我们刘姓皇家的，就是这小子！”

　　王道、霸道，本质本上并没有分别。从前，当三代鼎盛之时（三代：夏王朝、商王朝、周王朝），无论制定礼仪或发动战争，都由天子做主，我们称之为“王”。后来天子的权力衰退，不能控制封国，有能力的封国国君，率同其他同盟的封国，共同讨伐背叛中央的封国，号召尊重中央政府，我们称之为“霸”。不管“王”也好，“霸”也好，他们的行为，都在仁义法则的指导之下：任用贤明有能力的人才，奖励善行，惩罚邪恶，禁制凶残，镇压暴乱。只不过名位尊卑不一样，恩德深浅不一样，功勋大小不一样，辖区广狭不一样，如此而已。并不像“黑白”“甘苦”之恰恰相反。

西汉王朝之所以不能建立三代的盛世，原因在于君王没有去做，并不是先王（儒家崇拜的古代君王）治理国家人民的道理，不能重新在后世推行。儒家学派中，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分。（《论语》，孔丘告诫卜商：“你应该做一个君子儒，莫做小人儒。”谢显道解释说：“立志追求仁义，目标广大，是君子。立志追求利益，目标狭小，是小人。”）普通的一些儒家人才，诚然不能够治理国家。但为什么不去寻找杰出的儒家人才？像姬弃（周王朝一任王姬发十五代祖先）、子契（商王朝祖先）、皋陶（黄帝王朝著名的法官）、嬴伯益（黄帝王朝末任帝姚重华时，帮助姒文命治理洪水有功）、伊尹（商王朝一任帝子天乙的宰相）、姬旦（周王朝一任王姬发的宰相）、孔丘（儒家学派创始人），都是“大儒”。假使西汉王朝得到他们，则西汉王朝的功业，岂止如此而已！刘病已痛恨太子刘奭懦弱，不能自立，认为刘奭不了解他的责任，必然败坏皇家，当然可以这样肯定，而竟然说：“王道不可行，儒家不可用。”岂不过分？不可以用来训勉子孙，告诫后世。

淮阳（宪）王（首府陈县【河南省淮阳县】）刘钦（刘病已次子），喜爱研究法律，聪明通达，而又有才干。他的娘亲张婕妤，尤其受到宠爱。刘病已对长子刘奭既感失望，遂对刘奭疏远，深爱刘钦，屡屡赞叹：“这才真正是我的儿子！”有意命刘钦当太子。然而，念及生刘奭时，还是一介平民，而刘病已从年轻时便依靠岳父许家（参考前74年）；刚刚即位，妻子许平君又被毒死，不忍心把许平君生的儿子刘奭罢黜。

　　很久之后，刘病已任命韦玄成当淮阳国首府陈县警备区司令（中尉）；打算用韦玄成曾坚持把爵位让给老哥的故事（参考前六二年），教导刘钦。而刘奭的太子地位，才算稳固。

读书笔记：刘病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这段言论充满智慧，清楚地表明，西汉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仍是王道、霸道杂用，也即“儒表法里”，儒以教化人民，法为治国手段。原因就在于儒家好崇古，缺乏实际政务能力。

可惜刘病已虽然已经看出“乱我家者，太子也”，但是心念许家旧恩和许后被害，不忍废太子，后来刘奭果然给西汉埋下了灭亡的祸根。所以，作为领袖，在重大决策上，应该尽量排除私情，以天下为重，否则，如果所用非人，则连补用的人也会成为受害者，恩情亲情不但害了天下，也害了受恩者。

柏杨先生对司马光这段言论很有意见，他说：刘病已刚刚指出儒家的缺点：“不切实际，崇拜古人古事，总认为今不如古。”司马光立即出马辩护，可是辩护的论据仍是一连串的古人古事，一连串的今不如古。好像不是为儒家辩护，而是挺身为刘病已作证：“儒家果然不切实际，崇拜古人古事，总认为今不如古。”当人们指责螃蟹横着走时，螃蟹勃然大怒，认为那是一种别有居心的诬蔑，而且马上表演给人们看他直着走的英姿——却仍在那里横着走。司马光在表演“儒家可用”特技时，就是这种姿势。

　　司马光所列举的“大儒”，都是古人古事，即令事迹可靠，西汉王朝也不能派人到阴曹地府，把他们请来帮忙。而且幸好不能请来帮忙，真的请来帮忙，恐怕非丢人砸锅不可。法国拿破仑复活，这位军事天才岂能指挥现代化战事？蒙古铁木真复活，他还能再打到波兰？面对新的形势，必须有新的头脑。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竞选失败，曾说：“一个对首领恩德容易忘记的民族，是一个充满活力，不可轻侮的民族。”而在中国，儒家学派的唯一法宝，竟然全是古人古事，全是今不如古。只有患老昏病的人，才不断惋惜昔年风光，中国文化已走到了这个可悲的尽头。

　　“君尊臣卑”基本精神，使传统知识分子根本看不见、也想不到时代是一个转动的巨轮。所以认为政治上的领袖人物，全都像魔法师一样，一念之间，就可旋乾转坤。只要复古，就可以把西汉王朝倒退两千年，回到“三代”那种简单粗陋的“盛世”。司马光跟一些自闭在书房里的历史学家不同，司马光不久就被擢升为宰相，得到宫廷大力支持，宋王朝可算是找到“大儒”了，而且君臣合心，怎么不把中国带到可爱的姬旦、孔丘时代？

　　一个重大的问题：“三代”之世的王道，既然妙不可言，完整无缺，就应该千秋万世，永垂无疆之庥，为什么“王”着“王”着，忽然间“天子权力衰退”“不能控制封国”？证明“三代”盛世的王道，缺乏巩固本身制度的能力。即令西汉王朝的君王大发神威，找到了一个“大儒”，回到夏商周，一旦该“大儒”死亡，又如何保证不再堕落凡尘？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是儒家学派跟君王合作，组织联合政府，而是君王利用儒家“君尊臣卑”的学说，奴化人民思想，使人民更容易被控制。而且历史上最善于歌功颂德、自毁尊严的知识分子群，莫过于儒家系统。也只有儒家系统，才能使君王们舒服舒服、蹲在高位上过瘾。所以，“大儒”也好、“小儒”也好、“君子儒”也好、“小人儒”也好，君王可以豢养他，可以尊敬他，但没有一个君王敢放心把政权交给他。只因为他们是刘病已所指出的：“不切实际。”司马光于十一世纪八十年代当过两年宰相，就因为当上宰相后，努力扼杀改革的成果，引起民怨沸腾。对刘病已的告诫：“儒家人才不可以任用”，又多一个有力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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