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537

原文：中宗孝宣皇帝中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

春，三月，丙辰，高平宪侯魏相薨。

夏，四月，戊辰，丙吉为丞相。吉上宽大，好礼让，不亲小事，时人以为知大体。

秋，七月，甲子，大鸿胪萧望之为御史大夫。

八月，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

守，是岁，东郡太守韩延寿为左冯翊。始，延寿为颍川太守，颍川承赵广汉构会吏民之后，俗多怨雠。延行改更，教以礼让；召故老，与议定嫁娶、丧祭仪品，略依古礼，不得过法。百姓遵用其教。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市道。黄霸代延寿居颍川，霸因其迹而大治。

延寿为吏，上礼义，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贤士，以礼待用，广谋议，纳谏争；表孝弟有行，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及都试讲武，设斧钺、旌旗，习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赋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会为大事。吏民敬畏，趋乡之。又置正、五长，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奸人，闾里阡陌有非常，吏辄闻知，奸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烦，后吏无追捕之苦，民无箠楚之忧，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约誓明。或欺负之者，延寿痛自刻责：“岂其负之，何以至此！”吏闻者自伤悔，其县尉至自刺死。及门下掾自刭，人救不殊，延寿涕泣，遣吏医治视，厚复其家。在东郡三岁，令行禁止，断狱大减，由是入为冯翊。

寿出行县至高陵，民有昆弟相与讼田，自言。延寿大伤之，曰：“幸得备位，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争讼，既伤风化，重使贤长吏、啬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冯翊，当先退。”是日，移病不听事，因入卧传舍，闭阁思过。一县莫知所为，令、丞、啬夫、三老亦皆自系待罪。于是讼者宗族传相责让；此两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谢，愿以田相移，终死不敢复争。郡中歙然，莫不传相敕厉，不敢犯。延寿恩信周遍二十四县，莫敢以辞讼自言者。推其至诚，吏民不忍欺绐。

柏杨白话版：公元前59年（神爵三年）春季，3月16日，西汉王朝（首都长安【陕西省西安市】）宰相（丞相）高平侯（宪侯）魏相逝世。

　　夏季，4月29日汉宣帝刘病已（本年33岁）任命丙吉当宰相。丙吉心胸宽大，做人谦虚退让，不过问小事；当时人认为他深得大体。

　　秋季，7月26日，刘病已擢升藩属事务部长（大鸿胪）萧望之当最高监察长（御史大夫）。

　　八月，刘病已下诏：“低层公务员（吏）如果不能廉洁公正，国家便不能治理。而今，小吏的工作忙碌，薪俸却少，要想他们不欺诈压迫人民，十分困难。从现在开始，增加低层公务员待遇十分之五。”（俸禄一石，增加五斗，成为一石五斗。）

　　本年，东郡（河南省濮阳市西南）郡长（太守）韩延寿，调任北长安（左冯翊）市长。韩延寿最初当颍川郡（河南省禹州市）郡长，颍川郡在赵广汉郡长治理时，挑拨官民之间感情，鼓励告讦，民情浇薄，人与人之间，结下层层怨仇（参考前71年）。韩延寿改弦易辙，教人民礼义谦让。征召长辈绅士，共同议定嫁娶、丧葬、祭祀等仪式跟礼品，大致上依照古代的规矩，禁止奢华。人民接受他的教化，凡是纸马、纸车，阴间鬼神用的器具，一律不准使用，强制销毁，抛弃到道路上。稍后，黄霸接任颍川郡长，遵循韩延寿的方法，继续推行，政绩斐然。

　　韩延寿担任官职，推行礼义，崇拜古人古事——一切崇古，注意礼教感化。所到的地方，一定聘请当地贤良人士，待以宾客之礼。遇到问题，反复讨论，采纳真诚的建议和批评。表扬对父母孝顺、对兄弟友爱的有品德的人。修建公立学校，并于春秋两季，恢复古代的“乡射”之礼（在学校比赛射箭）。设置钟鼓、管弦乐队，在隆重仪式中，与会人士，上台阶、下台阶时，都作揖相让。每年八月，依照政府规定，检阅民兵，设置刀斧大旗，练习骑马射箭。整修城堡外郭，征收田赋租税，事先明白宣告日期，把最后期限看做大事。小吏和人民，既恐惧、又尊敬，都奔走前往，准时完成。

　　韩延寿更设置里长（正）、邻长（五长），互相勉励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严格规定，不准收留奸邪的人。邻居村落，稍微有点不平常事情，小吏立刻知道，据实向上级报告。奸邪的人，都不敢进入郡境。开始实施的时候，好像有点繁琐，但是，到了后来，官吏再没有追捕盗贼的烦恼，人民也再没有被抓去苦刑拷打的忧虑，大家乐于新政。韩延寿对他的部属，即令位置很低，也都待以厚重的恩德，但约束严明。也有欺骗、辜负他的，韩延寿总痛切的责备自己：“难道我有什么对不起他，为什么会如此？”干部听到，都会自己羞惭后悔。某一县的警察官（县尉），就曾为此自杀身死。有一次，他手下一位职员（掾），也因羞惭后悔而自杀，却被人救活。韩延寿感动，垂泪涕泣，派人请医生诊治，厚厚的赠送他的家人。在东郡三年，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民间的诉讼大为减少。因为这个缘故，受到中央政府的赏识，调升北长安市长。

　　韩延寿巡查到高陵县（陕西省高陵县），有弟兄二人为争夺田产，向他控诉。韩延寿大为悲伤，说：“我有幸被派到这里，作为全市的表率。却不能够教育感化，到今天，仍然有骨肉之间，为了争夺田产，打起官司。既伤害善良的风俗礼教，而又使贤明的高级官员（长吏）、民政官（啬夫）、乡村教育官（三老）、伦理官（孝弟），蒙受耻辱。责任在我，应当闭门思过！”当天，宣称有病，不再处理公务。回到政府宾馆，卧床不起，深自反省。全县官员不知道如何是好。县长、市政府主任秘书（丞）、乡村事务官（啬夫）、乡村教育官，恐惧之余，自己投入监狱囚禁，等候定罪。于是，互相控告中的家族，都自己责备自己；两弟兄也深感后悔，把头剃光（表示髡刑），脱下衣袖（表示准备接受鞭打），露出臂膀，向韩延寿请罪，愿意把田产让给对方，到死不敢再争。境内一派升平，到处传播这件事，互相勉励，以后再没有发生过告状的事件。韩延寿以至诚待人，所属二十四县，受到他恩信的感召，没有人敢再告状，官吏小民，都不忍心对他欺骗。

读书笔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无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这是典型的高薪养廉思维啊！古代公务员分为“官”和“吏”，“官”是领导，是干级干部，“吏”是普通职工，是一线干部，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他们地位低，收入低，在官场中的社会地位低，所以其中的一部分人往往会渔肉百姓，捞取实惠。

宣帝看到“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实在难得。今天的社会舆论，因为部分公务员贪污受贿，便不分清红皂白，仇视公务员群体，是不对的。很多公务员加班是常态，而且没有加班费，每天处理大量事务，收入水平却很低。我一直疑惑一个问题，公务员算不算社会主义劳动者？因为在现实中，公务员是不受劳动法保护的。

近些年，每年货币都在贬值，公务员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得不到落实，工资多年不涨，相当于实际收入下降了。而有关部门只要一提涨工资，社会舆论就一片反对声，有关部门就退缩了。公务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收入却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难道真的要逼着他们要么去“侵渔百姓”，贪污受贿，要么辞职离开公务员队伍？

我们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国情不同，他们是小政府大社会，很多事务和资源配置都是社会解决，而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权力和资源配置都集中在政府，如果没有合理的收入，劳动权益又得不到保障，“勤事而俸禄薄”，必然必然导致人才流失，政府行政能力下降，在现行体制下，最终吃亏的还是老百姓。有些所谓”专家”说就是要把一些不适合的、立场不坚定的人挤出公务员队伍；这是不切实际的唱高调，凡是主动离开公务员队伍的，几乎都是有能力、有办法的业务骨干，所以如果这样下去，造成的事实会是逆淘汰。

最近看到清华大学公管学院的薛澜教授在为公务员呼吁，分析非常理性，能不媚俗，敢说真话，不怕网上被骂，是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建议大家读一下他的观点：“薛澜谈公务员薪酬改革：不要说体面生活 基本生活都难达到”http://www.guancha.cn/Xue-Lan/2014_11_03_282321.shtml

柏杨先生评论韩延寿说：人不平则鸣，有委屈才有诉讼；诉讼，是弱者信赖政府的行为。法庭主持正义，打击邪恶，保护弱小。然而，黑暗的司法却成为弱小的陷阱。中国传统是，一旦开始诉讼，没有人敢担保吉凶，仅《资治通鉴》就提供无数例证，在“无罪不能无刑”的原则下，“说不准学”油然问世，不但被告如此，连原告的命运，自己也不能掌握。于是，中国人遂有一种“屈死不告状”的悲怆心理。

　　明知道告状有这么严重的危险，而兄弟二人仍去告状，其中之一所受的委屈，一定超过所能忍受的程度，想不到法官先生却用诈术逼使和解。和解并不是坏事，问题在于由谁仲裁？在这场兄弟争产的案件中，势必由族中长辈仲裁。长辈中有穷有富，住在破庙里伸手叫化的“曾叔祖父”，他的话有什么力量？假定他有力量，早不住在破庙，自有人奉养去了。结果仍是有钱的“曾叔祖父”干预。如果他主持公道，这公道为什么不由法官执行？如果他不主持公道，受委屈的一方，也只好接受这种不公道。如果他不接受，咦，好个顽劣刁民！

儒家学派一直唾弃法治，也一直歌颂礼治下的监狱常空。于是产生韩延寿之类人物，拿和稀泥和小女人撒娇等政治裹胁手段，制造和谐假象，像卧床不起、部下自投监狱等等小动作，希望达到礼治目的。于是天地之间，没有正义、没有法律，只有权势。社会全力追求的只是：“息别人的事，宁自己的人。”行险侥幸之辈，永远胜利；地主、财团、恶霸之类，如同巨斧，砍断人民呼天求救的渠道。直到今天，这种残余意识，仍在作祟，仍在延缓法治的确立！

柏杨先生一向对儒家深恶痛绝，所以批评也很尖刻。儒家不重视法治，过分强调教化的作用，“歌颂礼治下的监狱常空”等，导致官员往往追求所谓的政绩，弄虚作假，这种作风遗害至今。但是儒家的教化，重视发挥乡贤和宗族的作用，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的社区和社会组织，有相似之处，对于保持乡村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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