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528

原文：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

五月，诏曰：“狱者，万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则可谓文吏矣。今则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贰端，深浅不平，奏不如实，上亦亡由知，四方黎民将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属，勿用此人。吏或擅兴徭役，饰厨传，称过使客，越职逾法以取名誉，譬如践薄冰以待白日，岂不殆哉！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又曰：“闻古天子之名，难知而易讳也；其更讳询。”

柏杨白话版：五月，刘病已下诏：“国家的司法，关系万民的生命。能够使获得释放的不抱怨，判处死刑的人不愤恨，那才真正是有高度素质的法官。而今却恰恰相反，法官断章取义，巧妙的舞弄法令，只求把人陷入重罪。于是，无论判决得重或判决得轻，都不公平。罪行的根据和判决书所列举的理由，都不是事实。而在上位的人，无法发现，天下人民，还有什么仰仗指望？部长级官员（二千石）要督促部属，对这一类的法官，不可任用。而有些官吏，没有经过上级批准，就自己征调平民充当差役，装潢各地宾馆（传舍），用盛大的酒筵，招待过往的使节。既超越职权，而又破坏法令，只为了博取长官对他有一个良好印象。这种行为，使政府追求的廉洁政治，好像踏在薄冰之上而等待烈日升空，岂不是越来越糟？而今，天下很多地方，疾病瘟疫流行，使我怜悯。兹下令：受到灾害的各郡、各封国，免除农民今年的田赋。”

　　刘病已诏书上又说：“听说，古代天子的名字，人民很难知道，所以很容易避开，因此我决定改名刘询。”

读书笔记：柏杨先生说：这是《资治通鉴》第一次关于“讳”的记载，寥寥数语，看不出什么。但是，查考未经浓缩的《汉书》原文，便可发现其中另有恐怖情节。刘病已的原诏是：“听说，古代天子的名字，人民很难知道，所以很容易避开。而今，人民上书时，很多因为冒犯忌讳，受到惩罚，我很怜悯。因此，我改名刘询。”透露出已经有很多人因为在奏章上不小心用了“病”字“已”字，而被处刑。至于处了什么刑？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可以根据一件小事推测：以谨慎闻名于世的西汉王朝太子师傅石奋（参考前139年），当他发现他的儿子、宫廷禁卫官司令（郎中令）石建奏章上的“馬”字，下面多了一点时，汗流浃背，说：“一旦受到指摘，就死定了。”只不过多了一点，便忧虑到会受到杀戮，如果写出皇帝的名字，罪刑岂会太轻！唐王朝政府有明文规定，由于过失而冒犯政府官员忌讳的，打五十藤鞭。一个普通官员的名字，还有这么大威力，冒犯了皇上御名，可以了解它的严重程度。

　　古代官场上有两大文字游戏，一是绰号——包括谥号、庙号、尊号，另一则是避讳，是儒家知识分子对权势的一种卑屈谄媚，比绰号更麻烦、更无耻，影响深远。

　　“讳”这个单音节的方块字，在作动词时，意思是“躲开”。在作名词时，意思是“尊长的名字”。“避讳”就是“对尊长的名字，不但笔下不能写，口中也不能说”。尊长的名字就好像疯狗的屁股，万不可碰，不小心碰了一下，大祸可是滔天的，会被立即咬上一口，毒发身死。五千年来，中国人除了缴税和服役，每天还要面对种种大小不一、光怪陆离的疯狗的屁股，长期下来，遂不得不紧张出全民性的神经质恐惧。

罗素曾指出，只有野蛮部落的人才避讳，领袖人物如果名约翰，则改称Juhquil，如果名乔治，则改称Georgquil。随着野蛮程度的降低，文明程度升高，避讳也就绝迹。中国则不然，在这个巨大的酱缸之中，避讳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泛滥。发生在十八世纪清王朝的一系列的文字狱中，就有几桩跟避讳有关。像王锡侯，他在他主编的字典里，遇到玄烨（清王朝四任帝）、胤祯（清王朝五任帝）、弘历（清王朝六任帝）的名字，都没有“缺笔”示敬，立即诛杀。

躲开尊长名字（避讳），在古书《礼记》上，便有明文规定，以后逐渐成为一种专门学问，研究三年都研究不完。大体上说，有四种方法：一是“改字”，二是“空格”，三是“缺笔”，四是“改音”。只因为秦王国国王嬴政的老爹名嬴楚，就索性把楚王国改成荆王国；西汉王朝七任帝刘彻名“彻”，蒯彻先生就成了蒯通。像南宋一任帝刘裕，《宋书》介绍他时，不说刘裕，而说：“名曰刘讳。”南梁一任帝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梁书》就有“前侍幸□宅”奇怪句字，□下注：“顺之。”像唐王朝二任帝李世民，名字中有一“世”字，王世充遂成了王充，前面所举的玄烨的“烨”，就成了“烨”，胤祯的”胤”，就成了“胤”，弘历的“弘”，就成了“弘”。而孔丘这个儒家的祖师爷，“丘”（qiū）就得念成“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眸”（móu）。

　　为了不碰疯狗的屁股，不但改国号，还改姓氏，历史上有名的文彦博，本来姓敬。曾祖父时，跟后晋帝国一任帝石敬瑭的“敬”字对撞，他只好改姓“文”。到后晋帝国瓦解，才改回原姓“敬”。可是宋王朝一任帝赵匡胤的祖父名赵敬，敬家只好再继续姓“文”，宋王朝历时320年，遂一“文”到底。姓都可改，名更不在话下，孔莽，因为跟新王朝一任帝王莽同名，就改名孔均。不但改人名，如果官名跟疯狗屁股的名字相同——或同字，或同音，连官也不敢做。《北史》记载：李延实被任命当“太保”，因为他祖父名李宝，“保”“宝”同音，辞职不干。官可以不当，衙门不能全部裁撤，只好改衙门，李世民的“民”施展威力，“民部”就成了“户部”。衙门既可改，地名更不用说，西汉王朝五任帝刘恒有一个“恒”字，恒山就成了常山。地名可改，经典书籍也可以改，刘邦名“邦”，《论语》上的“何必去父母之邦”，就成了“何必去父母之国”。不但人改名，官改名，书改名，地改名，连动物也得改名，西汉吕雉当权之后，“雉”就成了“野鸡”。

　　每个项目，我们只能举一个例证，如果作较详尽的叙述，真能写一部百科全书。但只由这一些斑点，可以看出全貌。避讳泛滥之后，知识分子如同陷入疯狗屁股大阵，东招西架，扭曲得不成人形，叙述几则人人皆知的故事，说明扭曲的程度。

　　田登当州长时，不准许人民冒犯他老人家的名字，冒犯的就受到鞭打，于是人们都把“灯”改叫为“火”。上元节时，州政府出告示说：“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成语的来源。钱良臣也不准人冒犯他的名字，他的小儿子非常聪明，一天读到《孟子》：“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他就朗诵起来：“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这还是自己拍自己的马屁。五代时代的名宰相冯道请教师讲解《道德经》，上面有句：“道可道，非常道。”教师于是改“道”为“说”：“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天下最无聊的事，莫过于避讳，五千年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躲开疯狗的屁股，只好到处打听尊长的名字叫什么？爹娘、祖先的名字又叫什么？既不准人写，又不准人说，却又非要人知道不可——不知道怎能不写不说？这种矛盾的窘境，反而被当做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法则。除了把活人搞得神经兮兮，还把所有的文字记载，弄得一团糟乱。感谢时代，如今帝王终于绝种，否则的话，我这种直呼帝王名字的干法，早就血染法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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